一 “抗战文学”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内容方面的，一个是时间方面的。从内容说，抗战文学的对立面，是“汉奸文学”，凡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直接、间接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或对抗日战争起了一定助力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叫做抗战文学。从时间说，这种文学作品一定是要产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当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人们仍然以抗日战争为题材进行创作，那是不在抗战文学这个范围里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种文学是“与抗战无关”的，它数量不大，可看作那一时期我国文学的支流，而主流则是抗战文学。 二 抗战文学有四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文学。在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斗争，狠狠地打击日寇以外，还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使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有明显提高，生活有很大变化，不少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这为文学大众化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了文学作品最主要、最根本的接受群体。劳动群众自己也进行文学创作，各地都涌现出一批李有才式的“民间板人”、“民间故事手”，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取得了从未有过的紧密的结合。从文人文学说，根据地的作家队伍，大体由以下两部分人组成。一种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进步作家，他们从大后方或者大城市（指抗战初期）来到根据地，溶入到革命队伍里，成了革命文学战士。另一种是在各根据地涌现出来的，如晋绥的马烽、西戎等人，延安的杜鹏程、王汶石等人，晋察冀的魏巍等人。赵树理虽然早在1930年前后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但他那时的作品发生的影响很小，所以也只能算在这群人之列。 第二个分支是“国统区文学”，或称“大后方文学”。像郭沫若、茅盾、田汉、老舍、胡风等，都是在国民党所统治的重庆、昆明、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的。他们一方面宣传抗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消极抗日政策，进行揭露和鞭挞。在重庆等地，成就最突出的是话剧剧本的创作，作家们借历史故事，影射当时的现实。郭沫若《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黑暗环境的指斥，曾经怎样地激动人心。在诗歌、小说等方面，也都产生了不少力作。 第三个分支是沦陷区文学。这又有几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东北沦陷区。这里的沦陷区文学，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就产生了，它的历史最长。但由于日寇统治的严酷和其他原因，原先的“东北作家群”，先后离开了东北，如肖军和肖红就到了上海，他们最重要的抗战文学作品是到上海以后，在鲁迅帮助下出版的。以后支撑着东北沦陷区文坛大厦的，是一些年轻的作家，如梅娘（孙加瑞）、袁犀和关沫南等。关沫南的《两船家》、袁犀的《邻三人》以及古丁、山丁、王秋莹的小说在日本翻译后，以《原野》的书名出版，连日本读者也体会到了作品中的反抗情绪和民主主义精神。再一种是华北和散居在华东、华中等地的沦陷区。这些地方先前的文学运动不够活跃，作家队伍相对薄弱。首先从青年人聚居的地方发出一点呢喃声，然后在报纸的副刊上，星星点点地燃起一些文学的篝火，明显的反抗是不多的，比较多的是情爱，他们以轻倩的情歌安慰读者受伤的心灵。梅娘于四十年代初到北平定居，其作品颇受读者欢迎，一时有“南玲（张爱玲）北梅”之称。第三种是上海“孤岛”。上海沦陷后，唐弢、许广平、李健吾、师陀等一批知名作家没有走，其中一些人是地下共产党员。这些作家在日本占领军文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以隐晦曲折的形式，表现人们躁动不安的灵魂和民族忧患，给人的审美意识是悲凉中透出正气。沦陷区文学的总的特色，是在高压下低吟，其反抗的烈火往往披一件灰色的外衣。 第四个分支是台湾文学。台湾人民在日寇铁蹄下呻吟已有多年，抗战八年，只不过是那种日据文学的继续而已，它们有跟沦陷区文学相同的特色，又有其不同的特点。香港沦陷后的文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地作家在香港所写，如戴望舒的《狱中题壁》，另一种是当地人士所写。前一种，可以放在第三支里。后一种，由于香港长期处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它所表现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又与台湾的日据文学有相似之处，所以也可以划在这里。 三 抗战文学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上，有什么意义呢？ “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走过了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把旧文学改造成为新文学的阶段，一个是把新文学送到普通老百姓中去的阶段，或者叫文学与大众相结合的阶段。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都应该是全体国民的精神食粮，而不能仅仅限于一部分人享用。中国旧文学的根本弊端，就在于它只是成了士大夫阶层的享用品，如鲁迅所说，成了“特权者的东西”，根本到不了老百姓手里，对这一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们已经有所认识。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这三种文学，核心是“贵族文学”。“五四”文学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推倒“贵族文学”。经过一场摧枯拉朽的革新运动，诞生了一种新文学。但这种新文化，如瞿秋白所说，“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所以，从“五四”到二十年代后期，新文学还只停留在“交换文学”阶段，并没有找到它的真正的接受者，只是你写的我读，我写的你读。先觉们认识到了它的这个弊端，于是在二十年代末，明确提出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文学大众化，乃是文学寻找读者的要求，是“五四”文学革命向前发展、向深入推进的要求。 与此同时，文学还向自己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就是革命的功利主义。早在晚清，人们就在议论文学究竟有什么社会功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要发挥教化作用，要给人以美感享受。陈独秀在前述引文中所说应该排斥的三种文学，是由于那三种文学已经成了单纯的消遣品。“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本身就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功利主义作用。“五四”以后，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二十年代，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需要文学来反映，也需要文学作为灯火来引导。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这种关系，对每一个正在发生剧变的社会和每一个具有社会良知与历史责任感的作家来说，都是必然的。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摆在我国作家面前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发生了，这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我国领土、中华民族如不奋起反抗就会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于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而要把这种心声变成物质力量，文学艺术便成了一种像轻骑兵一样的重要武器。随着日寇侵占地盘的扩大，人们利用文艺进行抗日宣传的声势也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