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1-8182(2002)05-0082-05 理念既是行为产生的引发原因又是行为效能的决定因素，因此，大学校长的教师理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对教师的重视、关爱、依靠、信赖、聘用、管理等诸多方面的重视程度及所采取的行动。换个角度看，大学校长的教师理念也是他在心目中对学校与教师、自己与教师关系的确定，这种关系的确定会直接影响到大学校长对教师的态度及采取的行动，继而对其治校实践发生作用。 一、“灵魂论” 持“灵魂论”教师理念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校长，有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把浙江大学变为“东方剑桥”的竺可桢校长及领导过世界著名学府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田长霖校长，两人均为东西方杰出大学校长的典范。竺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注：竺可桢：《竺可桢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田长霖称：“教师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注：田长霖：《关于办好一所大学的几点意见》，载《海外学者论中国》，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页。）何谓：“魂”？在社会学意义上，“魂”泛指一切事物的精神，对特定范畴如国家、民族、军队等又特指崇高的精神。凡国家、民族、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均应有体现自己精神的灵魂。大学也概莫能外，必须具有代表自己精神的“校魂”。所谓“校魂”，即赋予学校活力和生命，也反映学校历史传统、校园意志、特征风貌的学校精神。在此，我们似乎已经捕捉到了校长们关于“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及“教师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这一教师理念的“灵魂”，即大学教师、教授是学校的生命和活力所在、精神和力量所依。 事实亦然，竺可桢校长是把“灵魂”与“学风”联系起来的。在他的理念中，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系乎学风的优劣，而一个大学的学风之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的。他相信，一个由“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的众多教授云集的大学，自然会酿就崇尚学问的良好学风，在这样的学风熏陶下岂能不培植出博学敦行的人才。因此，他认为在教授、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项实施学校教育的要素中，教授的人选及充实最为重要。凭此信念，竺可桢校长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浙江大学四处流荡，苟安于穷乡僻壤，教师学生甚至到了典衣卖书维持生计的艰难岁月里，依旧不忘延聘国内一流教授，仍致力于师资队伍的建设。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盛况空前的群英荟萃，竺可桢校长掌浙大校政的13年，才有闻名于世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累累硕果。 田长霖校长积十几年治校之体验得出一个结论：“有一项是最重要的，不能模糊的，教师第一”，“其他的都是其次”。（注：田长霖：《关于办好一所大学的几点意见》，载《海外学者论中国》，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页。）“教师第一”恐怕是对“教师灵魂论”的另一种通俗的诠释。作为一校之长，其教育理念无法回避依靠谁来办学、怎样办好学的重大问题，而“教师第一”则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教师第一”从务虚角度说，体现校长是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务实角度谈，则是离开了教师或忽视了教师的作用，学校将会出现主体缺乏或主体疲软现象，大学就无法办下去。“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注：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载《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页。）这是谢泳先生在考证西南联大何以成功的史实后所下的结论。这个结论，实际上在许多可称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的治校实践中，都能找到依据。 匡亚明是早年参加革命的政治家型大学校长。1955年他任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更名为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经8年努力把一所以培训干部的非正规学校为基础改建成的大学，办成了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国家直属的重点大学；1963年调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后因年事已高自己坚决要求退居二线于1982年改任南大名誉校长。任职其间虽受文革迫害中断10年的领导工作，但就在任职短短的几年中他亦为南大选准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并为之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观念和人才的基础。匡老治校成功的经验首推他始终坚持必须依靠教师办学的理念，即使在知识和知识分子被人为贬低的年代也未曾动摇。他曾开明宗义地指出：“学校没有校长可以，没有教授就办不成”，“学校教学主要依靠教师。依靠谁的问题很重要，刘备依靠诸葛亮，不惜三顾茅庐。我们也要真心诚意地依靠知识分子。”（注：李钟善主编：《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他从三方面努力践行了自己的教师理念：其一，敬聘知名教授。他“三顾茅庐”，在吉大请出了著名文字学家于省吾；在南大请出了身处逆境的著名戏剧学家陈白尘、著名古典文学家程千帆、英国文学家张月超等。其二，他启用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学者担任校系领导工作。同时为有效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作用，在吉大他规定校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必须由知名学者教授组成，分别设立了由教授组成、由主管教学、科研的几位副校长任主任委员的教学工作委员会、自然科学委员会和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分管全校的教学、科研和学报工作。其三，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他认为学术是有继承性的，后人超前人是不可违逆的规律，于是在1962年就领导制定了吉大《关于重点培养提高教师工作的意见》和《决定》，次年到南大后主持制订了《南京大学10年师资培养、提高的规划》，确定了人才培养的对象、措施和方法。他还打破了论资排辈，鼓励青年教师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