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2)05-0091-05 一、政策变革：西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表现 政策往往是一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进行集体选择和公共决策的结果，因此政策的内容及其价值倾向能有效地折射出各方利益群体的政治主张及其力量对比，也能准确地反映出被决策事务的发展趋向和变革可能。从政策的角度研究西方高等教育，既有助于把握西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状况，更有益于深入认识西方社会转型对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冲击。 在西方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体系中，“效率”、“责任”逐渐成为其核心追求，“绩效指标”、“战略规划”、“使命”、“质量控制”、“效率”等逐渐成为其工作的重要手段[1]。这种价值偏好集中表现在院校关系的调整以及大学与工业、政府之间关系的变革中。 1.引进院校竞争机制 引进院校竞争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中仍然存在不良的“马太效应”：拥有较大自治、自由权力的高等教育系统顶层部分在资源、声望和地位分配方面多能锦上添花，而对于一般性大学和学院来说，甚少雪中送炭。这种状况，既造成了院校待遇上的不公平，也不利于在普通大学与尖子大学之间开展有益的竞争[2]。 强调院校竞争机制的国家主要有两类：一为实行“双重制”高等教育体制的国家，如英、澳等；二为传统中重政府集权、轻市场竞争的国家，如法、德等。就英国而言，虽然在建立“双重制”时承认多科技术学院在社会地位、教师工资、资源分配，特别是学位授予权力等方面与大学平等，但事实上的结果是，大学和学院之间的等级区分制度日益严重，尖子与普通之间的等级樊篱日益明显。于是澳大利亚和英国先后在1988年、1991年宣布废弃“双重制”，并在此后的改革中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市场机制的偏好[3]。这在希拉·斯洛特等人看来，“就是一种通过允许声誉较低的多科技术学院与大学之间展开公开竞争，从而降低大学太高成本的做法。借助于院校之间的竞争，中学后教育部门就能够在降低、削减而不是提高大学的丰富资源基础、而又不为多科技术学院提供与大学一样多资源的情况下，为教育系统的扩张提供财政支持、满足日益增长的入学要求。”[4]在原联邦德国，象征着引进院校竞争机制的重大事件是，《明镜》杂志社和西德比勒菲尔德大学民意测验研究所首次模仿美、英，联合发布一份调查报告，对大学和学科进行了必将引发激烈竞争的“名次”排序。 2.强化大学与工业的关系 为了强化大学的“责任”思想，西方高等教育主要做出了两种政策变革。一是大力鼓励大学—工业之间的体制化联系，积极构建多种多样的组织机构和合作制度。在美国，建立了多种研究、咨询和政策建议机构，如商业－高等教育论坛，大学－工业研究圆桌会议，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等。通过这些机构，大学从工业界及其他非官方机构所取得的资助已从80/81学年的42亿美元增加到88/89学年的89亿美元。因此有人评论说，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教育改革旗手如果说是康南特、里可佛等军政界人物的话，在80年代则是企业界的巨子和大型基金会。西欧仿效北美模式，于1988年建立了欧洲大学—企业论坛。在英国，由于撒切尔政府的支持，拥有深厚传统的学术专业文化和院校自治理念遭遇了不断强劲的创业文化的冲击，朱里特委员会更是强化了这种理念；此外，在工商业界的推动下，还建立了工业与高等教育理事会，并创办了其政策性刊物《走向合作》[5]。 其次是加大立法力度，规范、支持大学—工业的合作关系。以英国为例。1987年白皮书、1988年教育法都对上述举动给予了合法化肯定。改革前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全部17名委员中，来自实业界的仅2人，但新成立的大学基金委员会(UFC)15名委员中，却有实业家5人[6]。人数比例的如此变化，特别引人注目。 美国自1980年起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鼓励大学与工业间的技术转让活动。较有影响的有：1980年的史蒂文森—韦德勒技术创新法案和彭—德勒法案、1982年的小企业创新发展法案、1984年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国防拨款法案、技术再投资法案，等等[7]。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彭—德勒法案。受其鼓励，美国研究经费排名前100名的大学所获专利数，在1979-1984年间、1984-1989年间各翻了一番；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的各会员大学，通过转让专利所获得的收入自1991年的18.3亿美元增长到了1994年的31.8亿美元[8]。由此可见通过立法推进大学—工业合作关系的强大功效。 3.改革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实行财政紧缩、减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包揽是西方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调整的首要政策。在80年代的改革之前，政府是大学的最大赞助者，英国大学90%以上的经费由政府提供。这种状况在财政危机时期给政府以难以承受之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西方政府开始转变角色，由经费上的无偿赞助者转变为大学的顾客之一。斯坎内尔发现，纽约州在1982-1992年间，用于监管犯人的费用上涨了270%，但用于高等教育开支的费用却下降了8%[9]。“在1979年撒切尔上台的三天内，大学预算在一夜之间就被削减了1亿英磅。在1980-1984年间，政府划拨给UGC的经费又锐减了17%。”[10]对此，有观点认为它与其说是教育财政开支的简单紧缩，倒不如说是对教育经费资源的重新分配，分配的方式有专业重组、战略规划以及不断增加兼职教师等，其结果是在专业设置、学额分配、师资建设等方面不断强化了市场化和实用主义倾向[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