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2)05-0045-04 2001年10月，国家教育部适时出台了《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教高[2001]5号），全面启动了我国新一轮高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和改革的计划。《原则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构建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学科专业自主协调机制。根据这一文件，教育部先期批准了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1]有权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一 在我国，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有特定的内涵，它不仅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而且更是高等教育教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形式。一般地，国家通过学科专业的划分、设置和调整来控制高等教育专门人才培养的数量、层次、类型和规格，并且通过学科专业来规范教育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以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和质量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框架及其管理体制形成于新中国建国之初，是直接从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中移植过来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一致的。其本质特点是国家对高等教育实行统一计划、高度集中管理：国家统一制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规定各学科专业的培养目标，确定各学科专业的招生人数，高等学校则依据这个学科专业目录进行教学和人才培养，国家按学科专业对口原则统一分配毕业生。高校所设置的学科专业、招生人数、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等，都是政府已经在目录中规定好的，高校只是根据自身性质、任务和办学条件来向政府申报学科专业及其招生人数，然后按学科专业要求实施人才培养过程，完成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新中国建国初期对旧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造。众所周知，旧中国的高等学校，规模比较小，且因袭欧美模式，多数为综合性大学。大学实行学院制，即大学下设若干学院（一般是一个文理学院和几个专业学院），学院下设若干系，系是最基层的教学单位，系的下面没有专业之分。系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相当宽泛，实施的是通才教育模式，学生基础宽厚，但专业适应性较差。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现成专家，使学生毕业后即能成为经济、生产和社会第一线的行家里手，特别是为了防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发挥有限教育资源的最大收益，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效率，政府取消了旧中国大学中学院一级建制，把学院独立出来，或者将原来各大学中性质相同的学院进行合并，再组建成新的单科性独立高等学校。将原来的“系”继续向下延伸至专业，这就形成了“大学（学院）——系——专业”垂直系统，专业成为最基本的教学实体。与学科或专业相对应，高等学校成立了学科或专业教研室和研究室。每一学科专业（教研室）都是一个独立的教学实体，有自己的一班人马（师资队伍）、教学仪器与设备、课程体系、教学管理制度。由于专业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小的教学单位，其培养目标直接与毕业生使用方向相关联，因此，为了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需要尽可能地开设更多的学科专业，并且将学科专业不断细分，缩小其培养口径，甚至最好使所开设的学科专业直接对应于社会行业门类和职业工种，毕业生的数量和专业类型恰好满足实际需要。这种理想的模式，正是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一直追求的，并实际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学科专业教育与管理模式。 二 必须承认，业已形成的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体系及其管理体制框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它在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严重脱离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缺陷，贯彻了高等教育与现代大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方法，使高等教育及其人才培养自觉地面向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第二，以此为基础，初步奠定和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第三，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然而，这种体制也内含着先天不足，主要是它赖以建立的三个基本假设的脆弱性决定的。三个基本假设是：预测的科学性、政府完全行为能力和有计划按比例。预测是不可少的，但是，预测的科学性的前提是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息的全部而充分的占有，然而，现实生活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变动性总是要大于其稳定性，复杂性总是要多于简单性，因此，预测的简单化和稳定化不可避免地被现实的变动性和复杂性打破，从而出现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不适应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经济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加剧了供求矛盾，导致人才不足或浪费现象并存。因此，预测是需要的，但不是万能的，以预测为基础的发展计划也并非完全可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实际的高等教育办学者，但是，政府却不可能完全而充分地了解和把握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和各部门人才需求的实际信息，信息的缺损和不对称必然造成人才培养的供求失衡，导致新矛盾的产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所谓有计划按比例，实际上无法做到计划和比例。 三种基本假定的脆弱性决定了传统的学科专业设置和管理模式在实践中的缺陷：学科专业设置过多、划分过细、口径过窄、管理过死。例如，单就我国建国以来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的个数看，最低年份为215种（1953年），最高年份为1039种（1980年）。若根据美国同年（1980年）统计，社会大的、具体的职业门类不过2000余种，这样，我国高校基本上是一个专业仅对应2个以上大的具体的职业种类，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是一个学科专业（与我国的学科专业概念有些出入）对应10个以上的大具体社会职业。[2]同时，学科专业过多过窄以及管理过死也限制了地方和高校办学的积极性，过分强化了学科专业本位，造成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隔阂，不利于新学科专业的产生，不利于知识之间的融合，影响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