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现代比较文学研究中，日本白桦派作家与中国作家——主要是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是研究得比较充分的一个题目。许多论文作者都已经正确地指出，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思想曾深得鲁迅的赞赏，他的所谓“新村主义”曾通过周作人的介绍和鼓吹，对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岛武郎的“幼者本位”和创作基于“爱”的主张，也曾被鲁迅、周作人所接受。总之，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是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在看到这些联系和影响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等人的实际思想与创作，和鲁迅、周作人所赞赏、所接受的并不是一回事，有些是很不相同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不能在忽视白桦派作家思想与创作的阶段性、多面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笼统地谈鲁迅、周作人受到他们的影响；也不能在忽视选择和取舍的情况下，单纯强调鲁迅、周作人对白桦派的接受。否则，我们就不能科学地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与白桦派人道主义的不同特质。鉴于已有的论文均趋于求同式的影响研究，本文则在承认这些影响的前提下，侧重于辨异，对日本白桦派作家（主要是武者小路实笃和有岛武郎）如何影响鲁迅、周作人的问题做如下三个方面的辨正。 “反战”论及其背后 在我们中国读者的印象里，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个反战的作家。鲁迅、周作人也是因为这一点而称许和译介武者小路实笃的。我们知道，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是鲁迅最早翻译的一篇白桦派作家的作品。鲁迅之所以要把它译介给中国读者，正是因为它是“反战”的。周作人最早发现了这部剧本的反战主题的可贵性。1918年，他在《新青年》杂志4卷5期上发表了《读武者小路君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认为日本历来被称为好战之国，文学中也有不少赞美战争的小说，但如今“人道主义倾向日益加多，觉得是一件最可贺的事，虽然尚是极少数，还被那多数的国家主义的人所妨碍，未能发展，但是将来大有希望。武者小路君是这派中的一个健者，《一个青年的梦》便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鲁迅由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对武者小路实笃的这个作品产生了兴趣，“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①便把它译成中文发表了。我们不否认，就《一个青年的梦》这部剧作而言，作者的反战倾向的确是值得称道的，在当时的日本可谓空谷足音，鲁迅、周作人对它的看重是不无理由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明白，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思想是建立在所谓“人类主义”、“世界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武者小路实笃在他的很多文章和作品中一再重复强调这种观点：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都属于人类，因此人类应该“协同一致”，他建立新村的目的也在于此。周作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对中国读者解释道：“新村的精神首先在承认人类是个整体，个人是这总体的单位，人类的意志在生存与幸福。”②这自然不失为一种美好的理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类主义”本身却包含着与它的表层意义背道而驰的国家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潜在逻辑：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全人类密切相关，而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有所差异，因此，文明先进的国家有义务向文明落后的国家输出文明，这是文明先进的国家对人类所承担的神圣义务。而这种观点正是现代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遗憾的是，武者小路实笃正是自觉不自觉地渐渐地沿着这条逻辑思路来发展他的思想的。他在《一个青年的梦》发表的四年后（1920年）出版的作品集《人的生活》中，这种思想已暴露得比较明显了。他写道：“我们已经被世界的波动所摇动了。决不是一国民能单独存在的。若日本以外的国家里的人向上前进，日本也得助；若堕落，日本也困难的。照这样，日本人底好坏，对于人类，也就不是无关的事。人类的文明不到思想的水平面以上，便逃不出世界的侮辱，也逃不出制裁。换一面说，日本的文明、思想、生活，若比他国的文明、思想、生活，高上几级，也就可以支配那世界。”③（以上为鲁迅译文，着重号为本文作者加）接下去的问题是，在武者小路实笃看来，日本的文明是否比他国的文明、特别是中国的文明“高上几级”呢？这答案在武者小路实笃那里显然是肯定的。就在他为鲁迅译《一个青年的梦》卷首所写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一文中，他就说过：“我老实说，我想现在世界中最难解的国，要算是支那了，别的独立国都觉醒了，正在做‘人类的’事业，国民性的谜，也有一部分解决了，但是支那的这个谜还一点没有解决。日本也还没有完全觉醒，比支那却也几分觉醒过来了，谜也将要解决了。支那的事情，或者因为我不知道，也说不定，但我觉得这谜总还没有解决。”④诚然，武者小路实笃讲这些话时，也许并没有后来对中国人民的那种恶意，但是，这里却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和别的国家，和日本比较起来，还不能做所谓“人类的”事业，换句话说，中国的文明程度比“别的独立国”要低。按照他的逻辑，文明程度低的国家“便逃不出世界的侮辱，也逃不出制裁”。在这里，武者小路实笃的立论根据显然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所崇奉的文明进化论。这种进化论认为世界各国的文明进化有先后高低之分，因此，先进的文明国家可以向落后的国家“输出文明”。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就极力宣扬这种观念。福泽渝吉把“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说成是“文明与野蛮之战”，“他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之下与中国作战的，在这一意义上，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⑤。这种观念其实也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的主流观念，如三十年代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就曾声称，“日本皇军的武力”侵华，就是为了打破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推动中国的发展。⑥武者小路实笃一方面在《一个青年的梦》中反对战争，但另一方面又在思想深处接受了这种观念，这就是他日后狂热支持日军侵华的内在原因。武者小路实笃是一步步发展这一观念的。在1921年出版的剧本《无能为力的朋友》（中译本为《未能力者的同志》）也是以日俄战争为背景的。其中的主要人物“先生”显然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在那里，《一个青年的梦》那样高亢激昂的反战论不见了，反战的调子大大降低了，只不过是说：“这一次战争，我至少也当作无意味看。”同时又声称：“然而作为国民，不得不去（战争）”，甚至一反过去的人道主义同情，说什么：“C君（按：战死者）是很可惜的，在爱C君的人也很可悲，然而自然却命令我们要冷淡。每日不知道死去多少人，倘使……悲伤起来，这世界便成为哭泣的海洋了。”正如剧中人物A和B所指出的，“先生”在战争问题上态度“含糊”了。⑦剧本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们是“未能力者”（无能为力者），对战争无法干预，无能为力，只能任其自然了。《无能为力的朋友》显示了武者小路实笃在反战上的倒退。然而，包括《无能为力的朋友》在内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集《人的生活》却又被译成了中文，而且周作人还为这个译本做了序。周作人在序中对所收作品展开评论，但显然是怀赞赏之意的。总的看来，对武者小路实笃由激烈而明确的反战，到态度含糊暧昧的变化过程，周作人浑然不觉，鲁迅则未及留意。鲁迅在译出《一个青年的梦》之后，除了译出了几篇文学论文以外，对于武者小路实笃的其他作品便不再留意了。对于武者小路，鲁迅同样是奉行“拿来主义”的。他虽然说“书里的话，我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但又认为《一个青年的梦》“可以医治中国旧思想的痼疾”。鲁迅当时的核心目标，是以文学改造中国落后的国民性。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对中国国民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他在《一个青年的梦》的译本序中指出：有的人“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我国民才该熟读此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未想到他人的自己。”⑧这是一个代表着中华“民族魂”的作家对自己民族的严格自审与解剖。鲁迅在这里深化、引申了《一个青年的梦》的反战主题，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看待战争与反战。这一点恰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所缺乏的。《一个青年的梦》从乌托邦的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出发，单纯地把战争的根源归结于所谓“政治家的政略”，对日本国民性不加批判和反省，并以肯定日本“本国的文明”为前提，抽象地提出“至少也必须尊重别国的文明，像尊重本国的文明一样”。这就使得整个剧本虽慷慨激昂但又缺乏深度。缺乏深度则很容易游移变化甚至变质。在谈到武者小路实笃由反战者最终堕落为军国主义侵华的吹鼓手时，我国的许多论文作者都表示困惑和吃惊，以为是“一反常态”的“突然”行为。如上所述，在这“突然”变化的背后，实则隐含着一种被人忽略了的必然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