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作为艺术形象是高度成功的，这一点已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小说的流传与研究情况所证明。尽管如此，在如何看待阿Q的内涵、代表性与生命力等问题上仍存在许多分歧。本文试图依据笔者在《艺术交往心理学》、《艺术交往论》、《需要理论与艺术批评》等著作中所提出的需要原理，分析阿Q形象的跨学科、跨世纪、跨文化意义。 阿Q形象的跨学科意义 从需要原理出发所进行的艺术批评属于价值批评。价值批评认为：事物的价值是灰价值，亦即任何时候已显露的价值都只是一部分，它们是与尚未为人们所了解的价值相比较而存在的；艺术批评的本质是一种评价（而非认识），所反映的是价值事实，价值事实是一种主体性事实，不同于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艺术作品相对于不同的需要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这些价值可能彼此并行不悖。以此为根据，我们可以对阿Q的跨学科意义作出说明。 阿Q之所以具有跨学科意义，主要原因在于他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形象。对一个立体的艺术形象，读者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观察。如果像笔者所主张的那样，将社会需要区分为18种类型、每种类型的需要各有与之相适应的学科，那么，阿Q的形象便可以因和不同的社会需要发生联系而具有18种不同的价值，或者说，可以因从18种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而具有跨学科意义。自从《阿Q正传》诞生以来，人们较多注意到主人公作为“夸大狂”、“神经质人物”或广义心理变态者的医疗特征，作为农民或游民的生产特征，“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艺术特征，“在初期曾向压迫者泄愤”、后来成为“豪绅贪官式的伪革命党人的牺牲品”的政治特征，“怒目主义的精神胜利法”的哲学特征，以及表现“奴隶战斗史”的史学特征。倘若运用笔者所创立的价值批评模式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阿Q还具有如下特征： 从生育的角度看，阿Q是一个无所皈依的“飘移人”，游离子通常所说的“首属群体”之外，而且以“断子绝孙”告终。若依传统观念，阿Q是典型的“不孝”。他不仅辱没了祖先的姓氏，而且断了祖宗的血脉。阿Q是血缘社会的不肖子，然而他何尝未曾苦苦地追求自己的归属？是血缘社会本身容不得他这个来历不明、血统不清的外来人。阿Q的不幸遭遇是对当时社会的血泪控诉，这是易于理解的。必须着重指出的是：阿Q自我意识常走极端、背着污名而无法洗刷等特点均和他在社会生活中受排斥、社会化不良有密切关系。他的孤独感、失落感则富于象征意义。人生而来到世间谁能回避可否为社会接纳的问题？ 从军事的角度看，阿Q是个徒发空论的懦弱者，他作为个人是弱小的，整日受欺凌，在人生战场上屡战屡败。不过，应当看到：一旦显示了与革命武装的某种联系（即令这种联系仅仅是一厢情愿的），他就能令往日不可一世的赵太爷们心惊肉跳。可惜的是：阿Q虽曾在幻想中加入“白盔白甲”的武装力量，但幻想并未能成为现实。他用以显威风的呼喊，最多也只不过是“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而已。尽管如此，县里却大动干戈来对付他，在土谷祠外架起机关枪、设了埋伏，将他缉捕进城，最后又出动背着洋炮的士兵和团丁将他押赴刑场。阿Q不是作为个人被处死的，他的造反和“大团圆”实际上都和当时农村的社会变动有关。阿Q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从血缘的、经济的一直到政治的，从赤手空拳到动了真刀真枪，从单打独斗到群体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正是揭示私有制社会里的两军对垒？ 从分配的角度看，阿Q是个处心积虑想改变自身地位的贫儿，他的身世集中了贫穷的悲哀与不幸，他的脑海里萦回着攀富、窃富或劫富的念头与梦想。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他失败了。小说以此雄辩地说明了“金钱会说话”的道理。在拜金主义流行的社会里，财富传播了有关财富所有者的种种肯定性人格特征的假设。赵太爷之所以长期在未庄说话算数，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由于拥有财富；而阿Q为什么人微言轻，也只是由于他是一个穷光蛋。当时所谓“革命”并没有改变上述分配关系（仅仅在短暂的时间里造成了攀穷朋友的时尚），因此赵府一出面告发，阿Q便作为案犯被抓进了监牢，并不明不白地断送了生命。 在流通的意义上，阿Q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时期。他最初是这一时期进入市场的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劳动者。随后成为销赃者，因此也阔过几天，但他没有将自己的销售收入转化为资本，因而在谋求生财之道方面一事无成，却沾染了不少唯利是图的恶劣习气，他所谓投降革命党就颇有做交易的味道——让我有机会发财吗？好，投你；否则，告发你，事情就这么简单。小说还以对未庄其他人的描写显示了商品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及其对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观念的冲击，像闺秀们对阿Q前避后趋的态度变化就是如此。 就科学意义而言，阿Q以其麻木、愚昧从反面证明了五四时期弘扬科学的重要性。在阿Q身上，科学精神无疑是非常缺乏的。这种缺乏不应当完全归咎于阿Q本人。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是以政治、伦理需要占统治地位为特征的。一方面是道德批评在社会生活中左右一切，另一方面道德批评经常贯彻了以统治者意志*、利益、要求为转移的原则，这种情况不能不束缚科学的发展，而脱离了科学的基础，道德信条不能不成为迂腐的东西。 若就教育方面来观察，阿Q是封建观念的受害者。戴维·里斯曼根据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将社会分为传统指导、理性指导、他人指导三种类型。阿Q所生活的社会大致相当于第二种类型。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全体社会成员不是像传统指导的社会里那样亲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多余人，也不是像他人指导的社会里那样对别人的需要分外敏感，而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理性的支配下寻找自己的生活目标，性等自然冲动被看成是丑恶的。社会实行等级制，教育向人们灌输的是弱肉强食的观念，美德体现于获胜。阿Q虽然没有进过学校，但对这些观念是了解的，他周围的人对此更清楚。阿Q的遭遇便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社会互动的产物。阿Q因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而手舞足蹈过，但正是秀才挥舞起象征礼教的大竹杠揍了他，又用了“忘八蛋”的官话骂得他灵魂出窍，最后还上城报官、送掉了阿Q命；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对阿Q并不比秀才的大竹杠客气，“滚出去”的吆喝给阿Q造成的精神伤害则比“忘八蛋”的咒骂还厉害，简直是从心理上置阿Q于死地。当时“土”、“洋”两种教育所起的社会作用，从这三个人物的相互关系上不正可以略见一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