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西方解释学的“先见”（前理解）观点作为逻辑起点，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作者认为：鲁迅对传统的“先见”构成了他对传统进行激烈而深刻的批判的潜在出发点，同时也支持他对传统文化做出了富于开拓性的研究、对中国艺术精神做出了创造性的弘扬与转化。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启蒙运动，在这场以民主、科学精神为主导以中西之争为外在形态的思想文化运动中，现代与传统的对立、新旧思潮的冲突成为时代精神现象。强烈的怀疑、批判和破坏的精神带来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发展，对古老社会形成了重大冲击和有效的反抗，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以否定的方式，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力图对民族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翻译介绍的方式，引入西方新的价值观，冲击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结构，以求中国的发展。这种抉择是基于对民族文化的现代命运的忧思，基于对中西文化碰撞中使中国尽快获得民族自觉意识的热望。传统文化被当作国故基本上加以否定了。大家无暇对它做具体深入的辩证分析，去积极体认传统的有效价值和引发它们所潜藏的生命智慧。历史以破坏和否定的方式前行。这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的有识之士做出的一次被迫的抉择。 然而，一旦现代化以推翻和清除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为前提，它就同时意味着要付出代价。文化承载着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和向西方价值观的无限开放性而走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发生了和传统的断裂，进而表现为向西方文化的倾斜，表现为以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自身的参照系，重新评价自身与现代生活的关系，重估自身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如果说，五四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一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决裂主要表现为一种理性选择，一种让传统为它的新生付出代价的决绝态度，而在它之下，仍然涌动着民族文化的血脉，有一条粗而长的文化潜流支撑着，铺垫着，所有反传统的工作都是在深谙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展开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正是站在他们降生并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始了对传统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全面的文化批判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批判者们已在传统中存在，拥有负载着文化传统的语言，有了审视社会历史文化状况的支点，在此基础上，他们才能怀着对过去的疑问，对现实的变革要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开始为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做出自己的努力。 那么，在后来的几十里，我们只强调这种反传统的意义，而不去深入了解传统，只是以一种拒绝的态度，把传统的许多东西排除在我们的视界之外，它所造成的是深层的文化断裂及由此带来的新的价值失衡和精神危机。我们把传统中的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却因此失去了自己精神上的立足点，同时也就失去了一份文化自信。很显然，历史有其深刻的内在传承性，它能够被发展，但不应被割断。 鲁迅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文化运动中最激烈最深刻的反传统反封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深刻和清醒不仅来自于改革现实，探求民族自新之路的强烈愿望，而且来自于他对自身和民族的生存境况的反省，来自于他对已逝的过去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批判眼光，而这一切，都是从他立足的传统文化出发的传统对于他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随意割断联系的废物，而是一只等待涅槃更生的凤凰。 近年来，在鲁迅研究和整个启蒙主义思想研究中，充分强调了鲁迅反传统反封建的文化意义，并以此为新时期兴起的思想启蒙热潮找到了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然而，却没有以足够的精力关注鲁迅对传统的学习理解和由此获得的批判传统的可能性和面对传统的复杂态度，而这种复杂性恰恰是应当引起充分注意的。 当历史走入九十年代，当世界多元话语形成，当每个民族都有了寻找自己独特位置的愿望和可能性时，我们必须重新面对这个似乎已经过去的问题。本文试图在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中，重新关注这一问题。 二 西方现代解释学在分析人对历史和传统的理解如何成为可能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我们要反观历史，审视过去，必须要理解过去。这种理解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解释学认为，“先见”（即“前理解”）是人理解历史和传统的先决的和合法的条件。用德国现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语言来表达，是“先见”或“偏见”使理解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人不可能从一个没有历史所形成的先见的清明中正的状态开始，形成正确理解的条件和过程，任何新的理解产生之前，都已经存在有一种理解，新的理解是由主体也处在其中的某种已有的理解状态开始的，由此才可能扩展开来，形成与先前的理解所不同的理解。所以，人的理解和他对社会历史的阐释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状态，也不可能从没有某种理解的状态产生出来。这样，先见的内容和质量对于新的理解的形成便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换言之，在任何新的理解发生之前，“先见”是主体所熟悉和理解的东西，它也正是主体进行理解前的已理解的精神储备，是他向新的理解起步前的必要准备。可以说，没有足够的有质量的先见，便不可能具备向新的世界开拓的足够的能力，没有认识上有张力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又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理解过程。伽达默尔还说，“先见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开放的基础”。① 肯定了“先见”在人的历史存在意义上的合法性，即肯定了理解的历史性。人只能站在历史结予他的视野上，去进行人的自我理解。由此伸展到的理解范围，即是他在历史中的特定存在。理解的历史性一方面是要求认识论承认“先见”在理解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和重要地位，一方面也敦促认识论放弃追求对历史和文化作不带“先见”的理解，放弃追求超越了人的历史存在的不带“先见”的历史真理。“先见包容着理性、直觉、情感、下意识、意向。一言以蔽之，先见是人从他的历史中所接受的一切”。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