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02)02-0024-05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速度之大是举世罕见的,高等教育财政面临着全面的严峻挑战。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更加依赖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在这种背景下,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及其与之相关的问题成为研究界关注的热点。日本战后在发展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成功地推行了高等教育成本补偿以及相关的政策。了解并借鉴日本的经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将是有益的。 本文试图分析中日两国与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成本补偿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作用 日本在196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0.3%,到197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激增到38.9%,其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1976年由于大量专门学校的创办,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升至45%,并在1985年后稳定地超过50%,日本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根据文部省统计摘要的统计数据,1999年日本有大学622所,在校生2701104人;短期大学585所,在校生377852人;高专62所,在校生56436人。 日本战后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并不是政府政策的直接结果。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主持的国家“六五”规划项目研究证明,公共教育投资并不是日本政府优先关注的重点。[1]根据OECD对1985年至1995年期间公共教育直接支出的考察,日本公共教育支出在西方七国中是最低的。[2] 那么,日本是靠什么来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发展呢?事实表明,对高等教育的私人投资(包括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在日本高教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3年日本高等教育开支中公共支出占GDP的0.4%,而私人支出占0.6%。私人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例远高于美国的12/13,意大利的1/8,法国的2/9,加拿大的2/11,德国的1/9,在西方七国中位居首位。[3]金子元久在分析日本高教规模迅速扩展的原因时认为,日本政府的高等教育开支占GDP比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远远低于美英等国,虽然有高GDP增长率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发展。[4]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大扩展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发展私立高等学校的途径实现的。二战后日本政府面对人力资源匮乏和财政紧张的两难处境,认识到必须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发展私立大学,弥补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供给不足。一方面,自1950年以来,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入学规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私立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在1955年为国立和地方公立高校在校生规模合计的约1.48倍,在2000年是国立和地方公立高校在校生规模合计的约2.75倍[5]。再考虑到短期大学等其它形式的高等学校,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在校生占到了整个在校生人数的70-80%以上。另一方面,日本私立大学成本补偿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约在60%,因此私立高教入学规模和收费水平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正是依靠私立大学的蓬勃发展,日本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阶段的飞跃。也正是依靠私立学校创立者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和原则,日本创造出了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国立大学作为国家事业机关,作为高教质量保证者和国家基本人力资源需求的供给者,是日本培养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摇篮。国立大学是日本政府重点扶植的对象,学生只要通过严格考试的选拔,就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政府的特别补贴——低学费。但是从对日本国立学校“特别会计收入”(主要是政府的各项财政拨款)占收入总计的比例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这一比例从1960年代中期的82%一路下滑至1990年代中期的62%。[6]数据表明,即使是日本的国立高等教育,除政府的各项财政拨款外的其它收入,包括学费、入学注册费等在内的各项非财政性拨款的收入日益在学校收入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私立学校之间学费差距悬殊、学费占学校财政性收入的比例差距悬殊是日本高校成本补偿的显著特征之一。下表表明了国立和私立大学的这种差异性。 年代 国立大学 私立大学 学生缴费/特别 学生缴费/各 会计国库负担金 级政府补助金 1964 0.028∶1 26.56∶1 1974 0.032∶1 4.70∶1 1984 0.111∶1 4.72∶1 1990 0.166∶1 6.47∶1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统计数据集》,1995年第二版第380页整理。 因此,日本一直奉行的高等教育政策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公立部门,以保证学术质量和满足国家的基本需求,而将数量上的扩张留给私立院校。这种将高等教育质量的殷切希望主要寄予公立高等教育部门,而将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任务交予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方式可以使有限的财政资源相对集中使用,而又不会因此限制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发展。 中国自1990年末以来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展是史无前例的。普通高等学校1998年的招生规模为108.4万,1990年为159.7万,2000年为220.6万,[7]其增幅分别为47%、38%。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在这样短时间内使得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迅速扩张的途径主要是依靠公立普通高等学校。而与日本相同之处则是,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为高等教育规模的大扩展提供了资金上的重要保障。数据分析表明,尽管近年来招生规模的迅猛增长,中国普通高校生均事业费支出在1999年和2000年依然比上年有所增加[8],增幅均为8%。究其原因,学费在保持生均开支水平增长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据对教育部直属高校收费情况的调查,1998年、1999年和2000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学费增幅分别为19%、29%和30%,不但增幅连年递增,而且远远超过生均事业费支出的增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