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的有效手段和公平尺度，高考不仅是一种大规模教育考试制度，而且是一项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制度。高考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约，又能动地促进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对于高考改革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稳妥渐进地推行。 一、高考建立的政治与经济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为稳定全国政局，各高校仍沿袭旧制，实行单独招考。但时过不久就暴露出种种弊端，各高校新生质量参差不齐，新生入学报到率很低，且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为改变这一情况，教育部于1950年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开始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1951年，各大行政区普遍实行联合招生，统一招生的规模迅速扩大。在连续实行两年大区统一招生的基础上，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采取统一领导与分省、市、自治区办理相结合的招生办法。经过三年过渡期，统一高考制度这一现代教育的创举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决非一日之功，而是从民国时期的统一招考、联合招考和过渡时期的联合招考制度一步步发展而来。它是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完成了量变的积累之后实现的质的飞跃，并沿用和发展至今。从外部因素看，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可以说是统一高考建立的重要历史契机。1952年7月21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实现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强调指出各地高等学校严格实行统一招生，是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同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各条战线培养大量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成为当务之急。经验证明，统一招考能使高等学校招收到合格、足额的后备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尚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统一招生制度成了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公平而高效地选拔和培养各条战线合格人才的最佳选择。此外，1952年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院系调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对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整。为使调整后的各类院校能招收到合格足额的新生，巩固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重新布局的成果，也亟需加强高等学校招生的计划性。由此可见，正是上述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教育结构的调整等外部因素，使得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在1952年得以建立，并被赋予鲜明的时代性。从内部因素看，统一高考制度的出现受考试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驱使，同时也受传统文化对现代考试制度的影响。从经济效益和保证考试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来看，统一考试比各校单独招考都要高效的多。所以，统一高考既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又有传统考试文化的影响；既受制于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受制于高等教育和考试自身的发展规律。 实行这一制度在当时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统一标准，有利于考生间的公平竞争，有利于各校招生数量、质量的平衡。这一制度虽非计划经济的产物，但确实与当时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它对新中国建设初期需要培养大批的专业人才和领导干部，对于巩固和维护新政权，稳定秩序和繁荣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政治变迁中的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到逐步发展壮大乃至牢牢扎根于中国社会，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跌宕起伏的政治洪流中一波三折，曲折前进。高考制度与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政治领域中的风云突变时常影响到这一极度敏感的制度。而高考制度经历的重大变革，也往往是政治、经济领域发生重大转折的反映。 1956年，在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高考制度在这一良好的政治环境中茁壮成长，迅速发展和完善起来。1957年，全国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导致了对1957年以前高考的错误评价，严重干扰了1958年的高考。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招生机构中，各级招生机构和高等学校没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没有政治挂帅，有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不是以政治质量为首要条件，结合政治条件和学业成绩择优录取新生，而是单独按照学科考试成绩高低依次录取。政治考试的方向也不明确，脱离了现实斗争，思想性不强，确有鼓励青年死啃书本的现象。这些都是错误的。”这基本上否定了高考的正确路线和主要成绩。于是1958年的招生和考试工作就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改全国统一考试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试，改变大区组织录取为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录取；其次，规定招生考试应该主要考政治，同时也考文化程度，降低了文化考核在录取中的关键地位；最后，对于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老干部速成中学毕业生，采取保送入学的办法。这些做法最终导致新生质量的严重下降。那次高考受挫完全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是左倾错误路线第一次严重干扰高考制度，使社会政治身份开始取代文化考核成为大学入学的主要标准，为以后乃至“文革”中批判、废止高考埋下了伏笔。 1961年后，国际上出现“反修正主义”之风，而这时又正是我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期。1962年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高考遇到了空前的困难，高中毕业生增加，高考录取率大幅下降，达到文革前的最低谷27.43%。为此，社会各界对高考责难之声纷至沓来。人们开始攻击和批评“片面追求升学率”、高考作弊、走后门等现象。左倾势力则趁机发出“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进一步贯彻阶级路线”的言论，以此来贬低考试，突出政治。围绕这些问题，人们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从本质上说，这些争论是各种政治势力在教育领域斗争的充分体现，也随高考不断发展，同时也是高考的利弊得失在充分暴露后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其实，高中毕业生增加、高考录取率下降、竞争激烈程度的提高等问题不是高考本身所造成的，而是高等教育规模和当时干部体制的限制所造成的。但少数人正是利用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误解，以此作为抨击高考制度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