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郭风是当代最有成就的散文诗作家之一。的确，似乎还没有别的作家像郭风那样坚持散文诗创作长达半个多世纪，像他那样创作过数量如此众多且风格独特的散文诗作品。但留意郭风近六十年的创作，细读他《开窗的人》、《叶笛集》、《你是普通的花》、《晴窗小札》等代表性著作，人们会发现，散文诗写作显然只是郭风文学写作的一个侧面，虽然是一个重要的侧面，然而郭风也同时是一个使用多种散文形式写作的作家，又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面对郭风形式多样、色彩斑斓的作品，或许只有散文这个具有巨大包容性的概念，更能概括郭风的创作面貌。当然，郭风绝不是当代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家，甚至不止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郭风的重要性在于，他不仅以自己众多的优秀作品，以自己个人风格的特殊魅力，而且以不受形式规范约束和多种散文形式的大胆尝试，体现了散文的本体精神与文体风貌。 边缘的散文家 文体即表达方式，它是作家语言的指纹，反映着作家个人气质、趣味、思想感情和潜意识结构，并在想象方式、意象选择、章法结构和话语风格上呈现出来。因此，一个作家亲近某种文体，与其说跟历史时代相关，不如说与个人的内在条件相近，它“只能是文学意向与作者躯体结构之间的方程”①。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郭风会在他的晚年，突然觉得自己八十年代的创作，与自己“四十年代在散文创作中所出现的现象，颇为近似，但又似乎有说不清的未必近似处。”②这种近似而又相异的现象，正标示出郭风散文的个人气质与他思想艺术发展的动态关系。 郭风三十年代末期就开始发表作品，是一个受过几年传统私塾教育，在新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但郭风不同于二三十年代从农村进入都市的浪漫文人，不满三岁丧父的经历使他的心灵过于早熟并带上女性化的特点；他也不同于三四十年代从都市走向乡村投身于革命的作家，接受过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洗礼。他从未进入过现代都市生活与意识形态的中心地带，甚至连他所喜欢的作家，也带有极大的边缘性③。这种地理上、意识上和文化来源上的边缘特征，决定了郭风看重个人选择和民间社会的写作意向，并使他始终坚持着“不图私利、不慕浮名，老老实实地为人，切切实实地工作和写作”④的人生姿态。事实上郭风是最固执地按照个人经验和心灵律令写作的作家之一，既不容易成为时代注目的中心，也较少受时尚的限制，随着风尚的转变而改变自己的写作主题和表现方式。因此，今天我们翻阅近六十年来郭风的作品，尽管时代有变迁，题材有变化，思想不断在发展，形式、技巧、语言不断有创新突破，但在基本文学母题、美学趣味、意象系统和语言结构等方面，都具有作为散文文体家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这种连贯性和完整性首先表现在郭风对自然题材的热爱上。他总是站在时代精神和重大生活题材的边缘，专注于自然事物和平凡生灵的美，专注于用自由灵活的散文形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思。或许这与郭风的气质更接近出世的文人传统有关，更喜欢自然意象，更重视情感意识表达的不拘一格，因而“对于自然美始终抱着一种信任的、崇仰的心绪来观察”⑤，但这对于郭风，并非是自发的。他曾借俄国散文作家普里什文的作品提问：“屠格涅夫在沉醉于诗的境界时看到少女。如果我在这种心情中看到花朵，那又有什么区别？”郭风认为，“当一位作家——诗人在沉醉于诗的境界时看到花朵，那是一种幸福，那是真正的一位诗人。”⑥因此，在他走上文学道路后，出现了逐渐向自然题材汇拢的现象，并逐渐放弃了小说、诗歌这类凝聚的、形式感较强的文学形式，在散文这种自由灵活的边缘文体上相对稳定下来。 这种题材和形式的边缘性选择，使郭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主体以外的承诺，从而把散文写作变成一种个人与世界的对话，一种表现情感、趣味、想象和智慧的语言形式。郭风四十年代的作品就已呈现如上特色，在那由花木与鸟禽，土地与河流，以及东南沿海村落的风物人情组成的散文世界里，在那以小花草、小生灵为题材的童话里，郭风的描写几乎让人们震惊：我们平常熟视无睹的村庄和土地，竟是那么有魅力，那么值得它的子民感恩。我们不会忘记“象天上的星一样，开花在农民的茅草屋旁边，开花在无比广阔的田亩上面”的《干草堆》；无法忘记“翻起一朵朵黑色的浪；还没有下种呢，土地却开了花”的《犁》。当然更不会忘记春天的第一阵《骤雨》，那些像嫩的花叶是怎样喜欢地承接着雨点的滴打呀，而且，“在泥土中间，我们看不见的深处，那些错综的根，正在匆忙地工作着。好象秋天时，人们把谷物繁忙地收进谷仓里一样。” 诚然，这里展现的与其说是自然本身的魅力，不如说是作家感觉、想象和语言的魅力。重要之点正在这里：郭风散文提供给我们的，不是纯自然的东西，而是心灵与自然邂逅所发生的奇迹；是为生动的细节所充实，真正个人化、生命化了，流动着美好情思的诗意情境。一切都发生在独特的个人感受与平凡普通事物的交感之间，仿佛一个无限天真、好奇的儿童（郭风事实上是一个童心永驻的作家），一朵花，一棵草，一片云，一颗星，都让他出神，唤起他的遐想，给人予本真纯朴的感动。这就是我以前在《散文诗六十年》中提及的郭风从乱石瓦砾中发掘美，用日常普通事物的伟大、圣洁、美好和庄严抗争黑暗的散文诗⑦。不过，那些散文诗写得比较单纯和浓缩，在早期作品中，或许后来结集的散文集《开窗的人》更富于感性和具体细节从容展开的魅力。尤其是1945年写的“致E,N”的一组随笔，据郭风晚年在文章中提及，是当年他写给暗自倾慕的女子的。在这最个人化的恋爱文体中，他青年时代的抒情冲动化作了和风细雨式的絮语，很能见出郭风以呈现个人趣味的方式让人们品味自然风韵的特点。谁能想象这18篇“情书”，除4篇谈读书外，其余14篇所谈论的全是自然！二三十年代作家的情书风行一时，它几乎成了浪漫文人情感解放、个性自由的证词，一些作家还由语言而行动，演化出文坛诸多的风流韵事。但郭风在“情书”中，倾慕从不向欲望转换，它至多内化为一种品味自然的心情，作用于面对事物的想象，并且始终限制在文学语言领域。或许有人会认为这里体现了郭风严格的道德自律，但我宁愿认为是一种真正的审美心态：欣赏、感动，而不是占有。于是，世俗的情欲被滤去，不为对象所知的倾慕活在百合、番莲、草莓等小植物和蜜蜂、黄莺、斑鸠等可爱小生灵的描写中。不用说，那里有作者的“移情”，但它的妙处是几乎让人觉得是一篇篇充满爱意和童真意趣的花鸟小品，给人予本真、亲切的感动。散文的根基原也便是一种品味人生与自然的心情，英国小品文家史密斯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散文类似抒情诗，因为是由某种中心心情范畴而成的——幻想的、严肃的、或者讥讽的。有了心情，散文从第一句到末一句便围着它长，正如茧之于蚕。”⑧郭风自然散文的突出特点，就在于他的作品始终渗透着一种本真、淳朴、纯美的心情。虽然这种未经世故的儿童般天真、纯洁的心情，在现代社会具有田园牧歌意味，但这之于郭风，却完全是个人天性的自然流露。以至到了晚年，面对《诗经·鹊巢》中“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的诗句，还会情不自禁地写出“我倒不见得是能够体会女子出嫁的喜悦”这样有儿童式情趣的话来（《喜鹊》）；在率团访港归来写的游记中，也率真地认为，象香港那样现代都市高层建筑上闪烁豪华的霓虹灯，“也许是对能源、电力之极大消耗、浪费。”面对商业社会那种巧取豪夺的竞争，他觉得颇不自在，“其中隐藏着现代社会的浮躁、自我炫耀、奢侈、傲慢以及角逐等使我难以忍受的意绪。”（《关于香港的自然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