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杰出的诗人、戏剧家和作家，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学者，他的作品很早就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得到日本、前苏联、欧美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爱，略述如下。 这首先要提到日本。郭沫若在日本前后生活了20年，最早的创作是从日本留学时期开始的，在日本写下了著名的诗歌集《女神》，并由此而登上了五四新文坛，成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代表，开一代诗风。而日本译介他的作品、著作，演出他的戏剧，对他进行学术研究，都是最先、最多的。在《三叶集》中，田汉曾说：他在《日华公论》上看到过郭沫若的《抱儿浴博多湾》、《鹭》两诗。他认为前一首日译不错，很天然，“已有可传的价值了”。他写此信是1920年2月29日。 1922年，日本东亚公司出版了大西斋、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列为支那丛书第一篇。前编收译了胡适、蔡元培、康白情、郭沫若4人的文学革命论；后编选择了胡适、郭沫若、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刘半农、田寿昌、沈尹默等20多人的新诗。收有郭沫若的《诗论二札》、《三个泛神论者》、《地球，我的母亲！》、《夜》、《司健康的女神》、《上海印象》、《春蚕》等7首诗。胡适号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但其作品数量不及郭沫若。 1926年7月，日本大型杂志《改造》夏季增刊《现代中国号》，译载郭沫若的《王昭君》作为戏剧的代表。次年《满蒙》杂志2－5月号连载了他的《卓文君》。山口慎一、大山岩等在介绍郭沫若时说： “假如要指出现代中国新文坛的优秀作家的话，当然会推周鲁迅和郭沫若二人，这是谁都不会有异议的。这两个人的作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立场的。同氏是透过冰冷的透彻的目光，沉静，深刻地吟味着人生的作家；郭氏则是燃烧着正义的热情，从革命出发，对人生给以犀利的批判，并且大胆地加以描写。这样不同的两个作家，都可以称之为现代中国文学界的双璧。”① 日本对郭沫若的研究在20年代就已开始。如1927年9月山口慎一在《满蒙》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文学的现在与将来》一文，论及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郭沫若与创造社。还特别介绍了他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之后》，评说：“文章激越，诗趣横溢。”文章说创造社成员是知识分子，因而只能算“同情无产阶级的文学”，这是可以商榷的。1929年他在《中国新小说二三》一文中，介绍了郭沫若的小说《行路难》，指出其题材来自他和妻子、孩子在九洲岛的生活，是“作者思想未转变以前之作”。 在30年代，大山岩写了《中国新兴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展望》(1930)、《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的考察》(1931)、《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展望》等文，对郭沫若作了热情的评论。1934年写了专论《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从五四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认识出发，同意田汉把郭沫若创作分为三时期的说法。第一期五四到五卅，第二期五卅到大革命失败，第三期1928年以后。第一期代表作《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反映了当时青年群众的热情”，“作品以浪漫主义的热情，对古老事物作了叛逆，对未来充满了巨大的希望。”1924年郭沫若作了“重大方向的转变”，“抛弃了浪漫主义，走向革命文学旗帜之下。”他还认为郭沫若代表了创造社文学活动的“积极方面”，郁达夫代表着“消极面”。“郭沫若的诗一直贯穿着反抗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更是勇不可挡，他获得了重生。他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开拓者。”评价很高。 在日本早期译介、研究郭沫若的日本学者中，山上正义(1896-1938)占有重要位置。1927年他在《新潮》杂志2月号上撰文介绍了创造社和《创造月刊》，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消除了“杞忧”（《南中国的文学家们》）。其中特别突出地报导了郭沫若的革命精神及中国文学的革命巨变。1929年12月和1930年3月，他撰文介绍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对郭沫若、田汉、丁西林等人的戏剧系统介绍，这在日本具开创意义（《今天的中国剧坛》）。1937年他译出郭沫若的《由日本回来了》、《访问蒋介石》，在《改造》11月、12月增刊号发表。 在30年代，郭沫若已是日本熟知的中国革命作家和著名学者。因此，凡介绍中国文学就都要提到郭沫若。郭沫若的著作已有单行本问世。如创造社在1938年出版了松枝茂夫译的《北伐》，给予很高评价，说他“生来说是革命的儿子”，“是以自己为中心写中国现代史的最合适的人”，此外无“第二个”。1940年东成社出版了猪俣庄八译的《创造十年》。郭沫若的自传、《黑猫》和小说《函谷关》、《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及一些文章，也先后被译介、收集出版。《我的童年》等甚至有几个译本。如东京兴亚书局1940年出版村田孜郎的译本，书名改题《海棠香国》，书前绪言对作者和书的内容作了介绍，书末附译了小说《漂流三部曲》。1946年又将书名改为《我的回忆》，由圣光社出版。1954年河出书房又将小野田耕三郎的译本收进《现代中国文学全集》二卷《郭沫若篇》中出版。1976年京都雄浑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全集》第一卷，又收入河田武司的新译本《我的少年时代》。② 最早翻译出版的郭沫若学术著作，是1931年12月藤枝丈夫译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他另外还先后译介了郭沫若的《谥法的起源》、《考史余谈》、《天的思想》、《“易”的构成时代》、《评章太炎先生致金祖同论甲骨文书》等学术论文。田中震二翻译的《青铜器研究要纂》，由文求堂书局出版。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在1932-1937年间，出版了郭沫若的甲骨文著作8种：《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古代铭刻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殷契粹编附考释索引》等。这在日本影响很大。 50年代起，日本译介郭沫若著作形成相当规模，出版了许多选集和全集。较突出的有《郭沫若诗集》，译者须田桢一(1909-1973）从1940年开始翻译，并得到郭的老友、创造社早期成员陶晶孙的帮助，1952年由东京未来社出版。共收诗剧、童话诗、长短诗38首；书后附作者年谱。1972年出增订版，增译了《战声集》、《蜩螗集》的4首，《新华颂》的5首，共47首。并作为《郭沫若选集》第五卷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