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周作人先生那样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几人吗？”①这是胡适在1921年的日记中对中国众多留学生的评价。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可见并非虚誉而是由衷的赞赏。 的确，若从学术的视角，周作人以其长期的体察和坚实的研究，对于日本文化发表过不少只眼独具的中肯意见。即使在今天，这些意见仍具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一般地，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的研究，从时间上分为解放前后两大部分。《古事记》、《浮世澡堂》、《日本狂言选》等为其建国后所译日本名著的主要成绩，另尚有散见的一些单篇译品和研究文章。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是以译介为主，研究性的意见较少，但由其译著的序跋等，仍可略窥旧日风采。 以1935年连续所写《日本管窥》、《日本的衣食住》（即“日本管窥”系列之二）、《日本管窥之三》为过渡，1937年的《日本管窥之四》为标志，是解放前周作人关于日本文化之认识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不言而喻，其原因是以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为背景的。其于1940年底所写《日本之再认识》，虽系作者“事敌”后的奉命之作，但在内容上仍“率由旧章”——乃前述“管窥”4篇结论的再次确认与强调。 上述“管窥”系列，其实是周作人对前此自己关于日本文化认识的深刻反思。以往的结论与日本的现实不是相吻合而恰恰相悖反，因而对这种结论产生怀疑，陷入矛盾失望。而于困惑中另辟蹊径、转目光探寻日本文化的别一层面，以求得日本对华行动之文化上的解释，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首先，在研究范围上，周作人反省道：“要了解别国的文化可是甚不容易的事。以前我说文化大抵只以学术艺文为限，现在觉得这是不对的。学术艺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低的部分在社会上却很有势力。少数人的思想虽是合理，而多数人却也就是实力。所以我们对于文化似乎不能够单以文人学者为对象，更得放大范围来看才是。”②显然，周作人以往主要是以文人学者的“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这种层次的文化研究于了解整个国民无多大用处。所以，欲对于一国文化之解释可以应用于别的各方面，而非只对于文化上的适合，就必须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再跨出一步，向别的层面去找寻结论。周作人认为这主要是支配日本全体国民思想感情的宗教信仰——“神道教”以及“万世一系”的思想。当时日本对华行动的毫无理性，周作人把其重要原因归之于神道教，认为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所演的把戏。而欲了知日本的事情，对于“万世一系”的观念也非加以注意不可，因为它是中日思想歧异的出发点。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周作人也作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如只于异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异，只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这恐怕至少是徒劳的事。……我们前此观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与自己近似者加以鉴赏，不知此特为日本文化中东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与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点，此正是极大的幻觉。”③日本文化中带有中国印记者，对于文化债权国的研究者来说，虽云乐于和易于认识，然而对于深入了解对方却未必为要着。“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日本民族独有之异，特别以为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④以此种方法，才能深入把握日本文化的神髓，从而对其国民生活的各方面作出正确的解释。日本文化的特异之处为何呢？周作人仍把它归之于宗教。认为其“根本精神是由巫来的”——即与“似从南洋来的”、“现在知道与朝鲜满洲的萨满教是一体的”、佛教传来以前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密切相关。但是表面上却又受了很浓厚的汉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影响，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因此，“显得很特殊的色彩来”。显然，汉、佛、西洋的影响，只构成日本文化的表层，而深层的核心部分乃是“神道”的宗教精神。只有把握了这一层面，才算找到真正了知日本及其文化的钥匙。 上述周作人的反思虽云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所促成，实际也是关于一国或民族文化认识过程中逻辑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一般研究者多由艺文学术入手去了解、探讨之，然后再深入一步，进入到代表一国或民族的根本精神诸如宗教信仰等文化层次的研究。周作人原具有文学本色，更应如此。由此亦可知，周氏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和认识，在内容上实际包括两个部分，即上述日本文化的两个层面。无论是前者的“异中求同”，还是后者的“同中求异”，都缘于这样一种事实，即日本文化古代与中国，近代与西洋有着特殊的关系。又因这种关系，随之产生过日本有无固有文明，其文化有无独立的地位与价值的问题。显然，作为一种观念，它发生于研究之先，因而具有认识日本文化的前提性质；而其答案，又产生于研究的过程和结论之中。因之，这一问题是每一个欲研究、认识、理解日本文化的人都要直面和回答的。它与日本文化之昭然的特异之处，关系似较简明，而与前所云“表层”即“异中求同”的部分，则需细加辨析，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此特摒易求难，以日本在吸收中西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性为例，来看周作人关于上述观念性前提的解答。而其关于日本文化两层面自身的研究意见之探讨，留待续篇。又其与鲁迅先生虽是中道兄弟“失和”，但也曾是译介日本文化的亲密伙伴。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理解，在本文的论述中，把两昆仲的意见加以比照，也应该是饶有意义和兴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