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一个球形天才。他是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同时又是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学者与战士一身而二任焉。按照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①的界说，我们称郭沫若为文化巨人是恰当的，而且是在那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产生的文化巨人。像“文艺复兴”的长剑划破了欧洲中世纪的夜空一样，“五四”春雷也震醒了沉睡在封建长夜里的中国人民。两个伟大的时代都各自产生了“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②文艺复兴产生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和培根；五四时代产生了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鲁迅和郭沫若等。 本文仅从郭沫若有怎样的文化观，他对中国文化现代化有什么重要的贡献以及他在创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给了我们些什么启示等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郭沫若的文化观 郭沫若一生的政治文化活动贯穿了“五四”、20至30年代、50至6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思想的变化，因而他的文化观也是随之而有所变化的。 （一）五四时期的文化观 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嬗递、中西文化大撞击大交融的时代，它把当时的知识分子推上了文化改革的风口浪尖。作为对中西文化有深厚素养而又风华正茂的郭沫若来说，更是首当其冲。事实上郭沫若与中西文化之间最复杂、最深刻的联系，也主要发生在五四时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这样三种派别和论调：一是全盘西化派，二是东方文化派（国粹派），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 全盘西化派。代表人物是胡适。“五四”落潮后，他公开打出了“全盘西化”旗号。他认为中国文化“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③他还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④因此他在继“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后，又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借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臭腐”、“凡庸”和“不过如此”。⑤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需要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并多次重申：“我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⑥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点，既遭到鲁迅、郭沫若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同时还遭到东方文化派的反对。 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干将有、杜亚泉、林纾等。杜亚泉说：“吾国固有之文明，正是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⑦林纾则写文攻击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用以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思潮。最系统的代表这派观点的是梁漱溟。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倾向是用西方文化来全盘否定东方文化，而事实上不但建筑在人际情感关系基础上的东方精神文明胜过了建筑在个人竞争基础上的西方物质文明，而且中国文化在复兴和发展，这将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出路。看来，这简直是东方文化可以救世的“高论”了。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代表人物是李大钊和瞿秋白。李大钊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缺一不可……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合”。⑧瞿秋白说得更透彻：“我对社会为个性，民族对世界为个性，”⑨既不能“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也不能汩没民族的个性”⑩。他进一步认为：在摈弃资产阶级市侩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病患的同时，应以东西方文化的成就作为新文化的基础。这一认识颇为深刻，它既纠正了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化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实质是封建主义文化的偏颇，也矫正了某些人认为俄罗斯文明足以当东西文化媒介之任的盲目性。他们所主张的东西文化应融合交汇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融合交汇却是没有解决的。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就是在同以上各派的论争中逐步形成的。 当全盘西化派甚至《新青年》也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时候，众所周知，首先公开亮相并正面肯定孔子及其学说的学者就是郭沫若。他正确地区分了秦之前和秦之后的儒家，他认为前者才是孔子的学说，后者则是百家的总汇，主要的还是以封建帝王的旨意和需要来歪曲了的模糊的形象。“于是崇信儒教，崇信孔子的人只是崇信的一个歪斜了的影像；反对儒教，反对孔子的人也只是反对的这个歪斜了的影像。”(11)“我所见的孔子，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12)他认为孔子的优点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民族重修行、尚气节的以道德准则断定人和自己的特点，因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合拍的。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呢？郭沫若把它总结为“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动的实在之表现”和“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13)两个特点。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中国文化纯粹理性精神的贫乏及其排他性和封闭性的致命弱点。因此他一方面猛烈地驳斥国粹派的顽固保守；另一方面既不赞成“全盘西化”，却又力主勇于吸收外来的精华。一句话，批判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鉴别地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碰撞中建立我国的新文化。这就是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观。 （二）“五四”以后的文化观 五四以后郭沫若文化观的总的特点是：更加热衷于文化的政治功利性。客观原因是现实政治斗争的日趋激化，直至阶级斗争登峰造极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主观原因则是他政治功利心的长期存在和他的文化思想传统的回归以及他的唯上思想在作崇的原故。 五四以后的郭沫若在形式上仍保持着拥有现代启蒙思想的文化人的身份，但是传统的功利价值与现代文化人独立品格之间的矛盾却不断困扰着他。他既不能再超越时代，超越自我；又无法回到传统，回到自我。不能充分的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是深刻烙印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传统意识之弊端，于是希望君主英明和清官执政的唯上思想便产生了。传统文化中的社会集体意识与社会主义集体意识容易混淆，这样就使在五四时期个体意识尚未充分自觉的郭沫若再次变为一个“社会个体”，使他的文化思想传统回归。事实上，五四以后的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并且开始逐步疏远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外来文化，尤其是很快地主动抛弃了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政治思想上唯上是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