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林纾有两次重要出场。一次在清末民初，作为小说翻译家，译介了大量西方小说，风靡一时；另一次在五四时期，作为守旧文人的代言人，出面攻击新文化运动，从而遭到新文化的迎头痛击。学术界对林纾的这两次出场，一誉一毁，已成共识。本文认同于学术界的定评，但认为，在林纾晚年出场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动因和手段这两个重要问题上，时论失之武断，影响了林纾晚年评价中的量的估衡。现将这两个问题提出来，重新作一番探析。 （一） 1919年2、3月间，林纾站在旧文人的立场，先后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和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两封公开信，顽固维护封建伦常和文言文，诋毁和攻击新文化运动。论者述及这段历史，都说林纾是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成了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那么，林纾为何跳将出来？换句话说，顽固的守旧文人多多，为什么独独林纾出场攻击新文化的运动，成为守旧文人的代言人？对于这个问题，论者往往不予深究。本文要指出的是，林纾的出场和攻击，乃在新文化人的预谋之中，应着重从新文化人的策略效应的角度来解释。 新文化运动初期，旧派人物尽管对新文化人的反旧伦理、反旧文学恨之入骨，但表面上大多置之不理，采取“默杀”策略，虽然也有个别人公开出来反击，但都缺乏代表性。正如郑振铎后来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事》中所说的，自从新文化人发动文学革命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竟是寂寂无闻，他们便好象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①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之所以发表文章，投入新文化运动，就是为了给当时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们以支持和慰藉，使他们免于既得不到赞同又没有人来反对的寂寞的悲哀。为了打破寂寞，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新文化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实施了一种策略，即选择对手，迫其出场，以便在论战中击败旧思潮、旧文学，确立新思潮和白话文的地位。 1917年1月，钱玄同在看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致函陈独秀，率先喊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把当时旧文学中的桐城派和文选派列为主要抨击对象。桐城派强调义理，效法唐宋诸家，自清代中叶以后就占据了中国古文的正统地位。文选派则注重骈俪、华藻，崇尚魏晋，取法《昭明文选》，与桐城派并行。“民国更元，文章多途，……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②清末民初文坛二派的争雄和消长，在北京大学内部有了强烈反映。自1902年起，桐城派的领袖人物和倾向桐城派的著名文人吴汝纶、严复、林纾、陈衍、马其昶、姚永概等人先后在北京大学（前称京师大学堂）执教和担任要职，北大文科为桐城派把持。迄入民国，章太炎一派学者董侃、马裕藻、沈兼士以及刘师培等人相继进入北大，桐城派文人先后去职，北大文科遂为文选派占领。桐城派和文选派先后统治北大文科十数年，钱玄同喊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显然是有针对性的。自此以后，新文化人便把桐城派和选学派视为文学革命的主要对手，不断予以抨击。 然而，尽管新文化人“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但所谓“桐城”、“选学”也者，却始终不公开出面反扑。在这种缺少对手的情况下，新文化人不得不再施计谋。1918年3月《新青年》4卷3号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发表了出自钱玄同手笔、托名王敬轩的反对文学革命的来信，以及刘半农的长篇复函。新文化人之所以演出这场双簧戏，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利用来函把旧文人反对新文学的种种理由罗列在一起，再在复函中逐条驳斥，这样能给反对者以致命的一击。二是利用来函点出旧派代表人物，再在复函中对他们进行评论贬斥，迫使其登场反扑。钱玄同在托名“王敬轩”的信中曲意加以维护和吹捧以供复函抨击的旧派文人，是林纾和严复二人。而林、严二人都属桐城派，在这里，钱玄同选定的打击对象，已由原先的桐城、文选二派，改为桐城一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他之所以不点出文选派人物，可能主要是为了避免使北京大学内部新、旧二派的矛盾和纠纷公开化，给蔡元培校长制造麻烦。因为当时文选派的主要人物大都在北大任教。同时也是碍于同门情面。文选派主将董侃、沈兼士等人，与钱玄同以及鲁迅、周作人等人，都曾是章太炎的门生。同门诸人虽然已经分属新、旧二派，彼此嫌隙日深，但尚未指名道姓进行笔战。在这点上，钱玄同或有徇情。总之，打击对象是集中于桐城派文人了。 当时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已逝世，姚永概等人影响不大。唯严复和林纾，由于翻译大量西方名著和小说，在新文化运动中仍有相当影响。钱玄同提出的这二人，确实堪为旧文人的代表。然而，在刘半农驳斥王敬轩的复信中，又有新的变化。刘半农对严复一味回护，只强调王敬轩信中所举严复例是附会，而对林纾则大加贬责，全面否定，肆意嘲笑。实际上，刘半农在两个抨击对象中又舍去严复。当时，严复由于列名拥袁称帝的筹安会，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已弄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因此他的影响已远不及林纾，他的言论也已无足轻重。1919年夏，他得知林纾与新文化人展开论战，便在信中发表了如下一通“宏论”：“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③显然，即使新文化人对他指名攻击，他也不会象林纾那样起来反击的。刘半农可能已料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二人中又舍去严复，只把予头对准林纾，使攻击的目标更为集中。 由上可见，新文化人对守旧文人的攻击和对论战对手的物色，已由最初的桐城、文选二派变为桐城一派，最后又集中到林纾一人身上。迫使主要对手出面反击，本是新文化人的预谋。林纾的出场，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预谋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