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上半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学运动，即震动世界文坛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当时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革命文学运动蓬勃兴起的大气候推动下形成的。这个运动在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扩大革命影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同时也深深地打上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左倾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思潮的烙印。鲁迅当时就尖锐地指出了运动中的“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极左的表现。置身其中而能够在许多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勤奋工作抵制左倾思潮的诱惑与压力，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新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历史性的贡献，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纵观整个左翼文坛，也只有鲁迅、茅盾等为数不多的人。 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最早的一位共产党人，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就发表过介绍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论文。这正是他1930年春由日本回到上海之后立即参加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原因。但是茅盾又和左翼文学运动中许多浪漫缔克的、年轻的文学家不同，他是在反封建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而且是高举“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的理论批评家，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学知识，而且对于人生与文学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视文学事业为一种有益于社会人生的，严肃认真的工作。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使他坚信科学与民主应当成为一切文学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判断各种文坛现象的重要价值尺度。投身于左翼文学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他的阶级意识，推动了他的由“为人生”到“为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的变化，但他并不属于鲁迅批评的那种“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并不苟同于那曲解人生，违反科学与民主精神和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左倾理论与思潮。 （一） 左翼文学运动初期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潮，首先表现于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形势的基本估价上。从左联成立前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言论，到左联成立以后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无不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如下的观点：第一次大革命运动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革命过程中从思想到行动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因而革命失败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右倾思想、鼓动拚命主义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迎接革命“新高潮”，夺取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的“右倾错误”，目的是发动新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革命斗争”。然而亲身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那“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的茅盾，却通过他的文学作品表现了不同的感受与看法。他认为那场革命到来之际的确有排山倒海之势，不仅有革命的武装斗争，而且有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其对全社会的震动之大、影响之广，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同时其中也包涵着极为复杂的内容。许多革命的参加者并没有明确的革命目的，还有些纯属革命的投机分子；不少革命的领导者既没有革命的经验又缺乏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准备，所以在革命过程当中或左右摇摆、无所适从，或“由左倾以至发生左稚病”。而反革命的势力正好利用这种“左稚病”，喊出许多比革命还要“革命”的口号，借以蛊惑人心，破坏革命。后来又“由救济左稚病以至右倾思想的渐抬头，终于为大反动”①，导致了革命的败北。生动描写了这一过程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发表之后，虽然受到一些革命文学家的批评，但却有更多的读者从中引发出对这场革命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参加或目睹过这场革命的有头脑的读者，决不会因为作品表现了作者由于大革命失败而形成的某种幻灭情绪而完全否定小说所描写的生活真实性，以及作者那种可贵的现实主义文学家的勇气。几十年之后，亲身经历了这场革命的胡愈之在题为《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的悼念文章中写道：当时“除了不明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的代表之外，党的领导层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就不多。这样，在革命取得空前胜利的日子里不犯左倾幼稚病，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些过左的作风，使党逐渐脱离了广大群众，国民党反动派才有可乘之机”。而茅盾的三部曲就是唯一的一部“写当时武汉情况的小说”。② 如鲁迅所指出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在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暂时进入低谷时期，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却不敢正视现实“特别惧怕黑暗”，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半夜说成是“黎明之前”。他们常常用主观幻想去代替现实，“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时代”③。上述左联执委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正是强调“整个世界都在革命的前夜，特别是中国革命快要到高潮的时期”。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却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生活作了另一种描述：城乡工农革命运动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群众中的盲动主义、革命领导者的左倾空谈，尚不足以动摇当时那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三位一体的反革命势力，整个中国仍处于“子夜”——一天之中最黑暗的时期。据唐弢的《书话》记述，《子夜》发行之后，读书界传出消息，说是续集定名《黎明》，不久即可问世，惹得很多人前往书店探问。这当然反映了广大读者那种长夜待旦的急切心情。可是当时的茅盾是绝对不会凭空虚构出一部题名为《黎明》的书去安慰读者的。继《子夜》之后问世的则是短篇小说集《春蚕》。在这些以描写农村生活为主的作品中，“春蚕”虽然丰收了、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了，老一代农民在痛苦中挣扎，新一代农民在绝望中觉醒，但是“黎明”仍是相当遥远。 《子夜》和《春蚕》出版后，都受到某些左倾教条主义批评家的批判，说作者在小说中“始终不肯从正面把群众真切有力地写出来”④，尤其没有写出农民的普遍觉醒与斗争，因而都是“无时代性的”和“非现实的”⑤。甚至由此而肯定茅盾只是一个“近于同路人的作家”。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子夜》，《春蚕》等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主要是因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茅盾纵横的中国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充分的社会性。诚如当时另一位社会分析小说家吴组缃所说的：“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茅盾之所以被人重视，最大原因是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与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⑥。也就是说他不会为某种浪漫主义的情绪所迷惑。 （二） 从走上文坛那一天开始，茅盾就非常重视文学创作，而且以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他认为一个文学运动、文学社团的首要任务就是文学创作。文学的理论与批评是重要的，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翻译也必不可少，“但如没有创作，则我们的目的仍未完成”⑦。也可以说其他的一切文学活动都是为了推动和繁荣文学创作，都是为了提高文学创作的水平；评价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社团与流派、一个文学运动的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其文学创作。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对于创造社、太阳社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主要不满，并不只是其理论上的简单化，而且也是其文学创作中的标语口号化。单就文学本身来说，茅盾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最初的、也是最宝贵的贡献就是他作为创造社、太阳社的译友，和鲁迅不约而同地尖锐批评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的这一致命弱点。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形成标语口号化的主要原因：a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了文艺的本质特征；b把文艺视为狭义的“宣传工具”；c作家们缺乏足够的文艺素养；d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左翼未来派标语口号文学的不良影响也不应忽视。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