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本来面目，肯定与我们的观念及典籍中的形态不同，而且它也不是博物馆里的青铜器和兵马俑、山川里的古庙宇和断石碑。历史在当代的存活不单纯依靠仪式、遗物和文字记载，它只能复苏于当代文化意识，随当代思想的流程而显现。因为，当代思想在领悟已逝之史时，它所关注的，首先是那种文明延续性。故，历史更象一个文明的延续系统的和思想的价值系统，当代人由此而发现它的“不灭”。 作为小说的《白鹿原》不可能是一种对历史的摹本，因此也不可能是历史“青铜器”的说明文，它是一个在当代思想观照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它截取了一段中国文化生命之流，以其吹沙见底的功夫，找寻这流动之态下的永恒功能。明确地说，《白鹿原》在对“民族秘史”描述之时，一方面对维持和形成这一秘史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了新的阐释，另一方面显露出一代正直文人对此的依恋与留连，面对现实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意识中的存在价值。 对“仁义白鹿村”的系统观照 这是一个以家族宗庙祠堂为中心，以族长白嘉轩为精神感召力的半封闭的宗法系统，在它的地域内，小农经济的自耕自足和松散而不发展的雇佣半雇佣关系，体现出一种平和的宗法社会风貌。这里，阶级阵营没有明确的分野，除了固有的纲常之外，不存在人为的外在不平等关系；除了中国农民式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小小的狡猾与机智进行的各种交易外，没有任何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出现，也没有剥削之残酷和积累之疯狂。这里的人们遵循着同样的原则：“仁义”。当两大户主白嘉轩与鹿子霖为争李寡妇那六分地而引起的矛盾，被朱先生的一纸谶言化为无形之时，“仁义白鹿村”被正式命名了。 这“仁义”二字却并不如此简单，作为儒家思想治世之要旨，它不只是一条个人修养准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基因和激素，正是这种基因和激素在不断以不同方式激活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方呈现出种种不同的风貌，而文化之脉也得以世代延续。 在进入白鹿村之前，有必要对以上命题作进一步阐述。 儒家学说以“内圣外王”为其大原则。先秦两汉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实践义理，到了宋明则以道德理性为主流。这是儒学的入世思想所体现的哲学具体适应性。在先秦两汉，直逮春秋，表现的是由内及外推行大道，多落实在以王道治天下的政治抱负上。而宋明理学兴盛，则是针对唐末五代世风衰落，寡廉鲜耻应运而生的，它是在道德沦丧、文化生命垂危之际的一剂药方，清末以来曾有一种风气，认为理学因摧残和阻碍自然生命的发展实不足取。这缺乏历史分析的具体客观性，因为，梁、唐、晋、汉、周五代走马灯式的更迭，虽有其具体不同的原因，但人欲横流，所谓“五色令人色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之颓败世风，肆虐文化生命，是其加速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因素。故理学强调：“内圣”实在有其极大的合理性，即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也。到现代新儒学，不但其仁义之本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更是强调了道德的实践理性，这是儒学发展到二十世纪进行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内部调整，道德实践理性的强调，是对人在现代化的实践活动中的道德主体性和人的道德价值的凸现，是儒学自我关联于人类文化在现时发展的普遍遭遇的结果。当二十世纪工业文明高度发展，人被进一步物化时，新儒学所观照的已不限于学说本身的命运，而扩展为整个人类的价值和存在问题，它的忧虑是一种无边的探索，它的终极关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正是在关怀人类自身这一点上，儒学获得了它的哲学价值和不断的突破。 “仁义”始终是针对人的，所谓“仁者爱人”即是，尽管在儒学经典里，仁义的涵意有多种阐释，但它始终未离内圣外王之要旨，韩愈《原道》所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被古人奉为标准阐释即是此证。由此而降仁义即成为儒家常道，而常道不是教条，它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和适应性。顺乎“天理”乃是它的品格。 道理是明显的，中国文化只要是一条不死之流，仁义就未失去它的激活性，儒学的衰微与兴盛并不在于时代的选择，而在于儒学自身使命实行的情况。 当陈忠实清醒地关注当代社会和民族历史时，他要揭秘的目的和动机就十分清楚了，他是这样在白鹿村这个系统内赋予仁义使命的。 一、融铸时代人格精神。 这里，我们必然要集中谈论白嘉轩。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喜轩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他的功名不在于他的族长身份，他所值得夸耀的也不止是娶了甚至七房女人，在今天看来，娶七房女人只不过是男权使然和传宗思想的产物，而他自身在这夸耀的背后却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所笼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独立不倚的人格在一个流动的过程中，使他从最初的卑微中走向一种崇高而成为白鹿村的精神象征和道义化身的内在原因，体现着儒家人格的文化集成，同时又是时代风貌的人文化。白嘉轩从一个猥琐的命硬的克妇之态进而治功图强，不但是一个普通人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复苏，而且完成了一个由偶然之士渐次进德修业终而成为一个必然而自然之圣的过程，是所谓大化流行之态的具体表述。 如若我们跳出简单的人物形象分析的套路，而从文化的层面切入，我们认为《白鹿原》对白嘉轩的描写是一种中国式的人本主义写作。在当前人本主义逐渐落潮之际，而“人”的含义越来越复杂因而也越来越不可信之时，《白鹿原》因产生对西方“人本主义”的怀疑而沉入本民族的传统中寻找关于人的规定性，力图建立或找回中国传统的人格理想。在儒家看来，理想的中国是一块圣地，它不是天国也不是西方净土，而是当下的人世间，中国思想的终极目标也是人，走向圣地之路即是走向人的路。故孙中山亦言“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但在中国哲学里，“完人”并非都是成功者，大圣人孔子，既出身寒微又无功业建树，但他却是世代相效的君子楷模，就在于他集道与义一身的中国传统人格，是中国式人本主义精神的最佳典范的体现。在白嘉轩那里，既可看到这种精神的现代转换，又可看到一种历史的必然。 当中国历史一进入二十世纪，新的思潮以科学精神为主体，强烈冲击中国宗法制度和早已开始没落的传统思想，沿海一带新兴的工业文明使社会已具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尽管这一切还并未明显影响这块关中平原，但由此而来的政治变革、特别是民国成立以来的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使社会形成了与传统中国格格不入的风貌，一方面人们认识了传统礼教的落后保守，儒教山重水复的境况，另一方面即在冲破礼教（其实礼教并不代表整个儒学）之后，还未建立起新的价值道德标准之前，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在日渐衰微，弃性从欲导致社会风气走向靡烂，诚如朱先生在杭州的大发雷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