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11-(2002)-02-0039-07 无论惊喜还是恐慌，无论你是否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都在向我们走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入学率的提高，关于高等教育质量和质量标准的争论就成了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中，质量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是滑坡了还是没有滑坡，似乎每一种矛盾的观点都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包括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更多人陷入一种质量困惑中。其实，矛盾的焦点在于，人们讨论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的时候，关于质量的概念却没有共同的基础，经常依据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质量提出论争。建立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必须从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开始。 一、质量观：一个高等教育哲学问题 “质量”是当今社会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在工商企业中，人们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讨论产品或劳务的质量时，质量就是用一定的标准度量产品或劳务的特征，它包括功能及标志功能实现程度的技术标准。人们极少将质量概念直接用于对提供产品或劳务的组织（或机构）的评价，我们可以回答出任何一种产品的质量，却无法说出生产这不同产品的“工厂”的质量。在工商企业中，通常存在三种质量观[1]：由生产者定义的产品质量、由生产者和顾客共同定义的“契约质量”、由顾客定义的“市场驱动质量”，无论哪种质量观，都以满足某种需要为基本特征的，依据满足需要的程度确定质量标准，无论这种需要是由顾客提出还是由生产者估计。 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这样的概念以后，人们经常用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定义高等教育质量，争议更多集中于质量特征，而对定义的对象物却少提及。其实，人们对“高等教育”概念的理解并没有取得共识，在讨论高等教育质量时，有时指的是教学活动，有时是指培养的学生，有时指的是科技成果、社会影响，更多时候是将高等学校这样的机构作为质量讨论的对象，对其从学术水平、学校风格到社会声誉进行评价。对象物的不明确或飘忽不定，无疑是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商品还是劳务，其有用性（即使用价值）都是明确而具体的，都有特定的消费群体，因而质量也就比较容易明确。“高等教育”不是一种独立的产品或服务，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它通过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获得合理存在的基础，它的质量是，也只能是体现在这样的一些产品中。这样的产品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现代高等教育通常“生产”四种产品：在追求真理、探索未知世界中创造人类新的知识；引领社会文明、进行社会监督与批判的“公共服务”；提供传递已有知识的服务；从事直接用于社会交换的精神与物质产品的生产。 高等教育“产品”的“消费者”或“顾客”包括了政府、社会组织、个人，从传承文化、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到参与经济建设、服务大众，直到解决现代社会的文化冲突、生态破坏、道德危机，它担负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和期望，每一责任和期望形成了一种质量准则，体现出对高等教育“产品”的不同要求，这些质量准则的评价标准又是各不相同的，使得高等教育质量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高等教育“质量”概念难以取得共识的重要原因是，它关系到对什么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要做什么、高等教育为谁服务等问题的认识。对高等教育不同产品的不同期望，形成了各不相同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反映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知识论者认为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机构，“产品”的学术性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集中体现；政治论者坚持认为，高等教育是满足国家、社会和个人需要的机构，满足需要的程度是判断高等教育的唯一质量标准；而市场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应完全交给市场选择和评判。显然，没有对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讨论，要取得对质量的共同认识是难以想象的。 二、高等教育职能分化与多元质量观发展 700多年以来，高等教育系统一直处于不断分化发展中，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 中世纪大学处于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那是一个崇尚知识和学术的年代，有学问的人比富有的人会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其次，作为当时大学主要课程的“七艺”教育，是一种典型的人文教育模式，它的设计不具有功利性目的，但作为教育的一种结果，这样的教育方式培养的人才更适合在教会和世俗政府中担任职务，“以辩论为主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个个能言善辩，学生们正是依靠这种本事在布道、法庭听证和政府讨论中崭露头角”[2]。 建立在心智训练基础上的高深学问探究，却取得了满足世俗和教会对人才需要的结果，使从12世纪到15世纪大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学成为二元结构里教会和政府争相拉拢的对象。这样的结果进一步强化了高深学问的知识价值观和质量观，并成为后来高等教育发展的灵魂和基础。 然而，固执地坚持传统而不能因应社会发展而变革，传统就会走向迂腐和僵化。到16世纪，欧洲的大学仍然以“七艺”和神学部为主要的教育内容，在律师和医生的培养中几乎发挥不了多少作用，人文主义衰退成为一种琐碎的经院哲学，人才需求变化后大学不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英格兰大学成为单纯培养教士的机构，多数学生不能在政府中任职，由此导致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这也促成了高等教育的变革，“1500至1600年期间大学经历了一次社会职能的变化。它们从从事特定专业的训练的机构转变为起社会统治的工具作用的机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