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是一位从不愿固定自己的作家，从历史追寻小说到现实追寻小说，从“枫杨树”系列到“枫杨树后”小说再到“红粉”和“妇女系列”小说，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读者的阅读习惯。他甚至不愿意自己的小说具有特定的风格，认为风格是一种“陷阱。”那么，苏童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确立贯穿于这些小说中的主体形象的？苏童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区别于其他新潮作家的呢？为什么无论反差多大的小说我们只要一读就能认定是苏童的作品呢？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琢磨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一度曾以为是苏童的语言塑造了他的个性，然而当我怀着自以为是的自信去比较其他新潮作家的小说时，我的信心很快就瓦解了。我意识到在苏童轻灵的语言背后一定还有某种深层的东西被遮蔽着被忽略了。我只有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投入他的小说世界，并终于在这些投入中获得了豁然开朗的感悟：苏童独特的生命态度和生命意识从语言身后彰显出来，进而使他的小说世界得到了重新敝开。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诱惑，试图从小说中还原苏童的生命意识。 一 文学的生命意识是源于自我意识觉醒这一大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文学先是强烈地呼吁社会对创造的尊重，进而发展到对人的心理世界的关注，再发展到生命意识的生成。诚然，生命是文学的永恒母题，对生命的礼赞也曾使文学红光满面，但事实上，现代人的生命却面临着无容置疑的困境与尴尬。一方面，现代人蔑视权威，打破一切偶像后，现代社会并未呈现出“王道乐土”，相反使人感受到一片忧郁、凄凉的精神荒原。另一方面，新世界的陌生而眩目的光芒又令人迷惘而一时无所适从。在无限的孤独感、放逐感和陌生感中留给人的，除了对生命存在的深切体验之外，再没别的了。生命的失重，使现代人焦灼地寻找生命，并在潜意识中赋予这种生命以万能的力量，既可救赎又可济世。也许正由于这种目标过于崇高和不切实际，因而追寻的途程就更充满艰辛、满含血泪，并常伴有方向感的迷失。苏童在这追求大军中最年轻、也最敏锐，但他同样也难以免俗。现世的最佳生命方式他一时难以找到，就转向传统，试图发掘历史和现实的隐秘内涵，让历史帮助他建立现实的价值体系。因此，他的小说就显示出公然对立的两极：对现实的思索以及对历史的执着。 从1985年《石码头》发表开始，随着《祖母的季节》、《青石与河流》、《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1934年的逃亡》、《丧失的桂花树之歌》、《故乡：外乡人父子》、《蓝白染坊》、《罂粟之家》等小说的相继问世，苏童小说卓然自立了一个“枫杨树”系列，这里几乎浸透了作者的全部灵性和追求，也呈现了全部的矛盾和不安。这些小说既表现了对于枫杨树故乡热烈的执着，也表达了作家追求失落后的迷惘。作家满怀深情地想从祖先身上挖掘出可以激活后人灵性的生命程式，但他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野蛮与愚昧。他本意想为英雄祖先列传，到后来却只能辛酸地发现自己已完全站在对立面，对祖先口诛笔伐了。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来看，苏童的小说客观上呈现出一种神话价值。蔡斯评价麦尔维尔神话时说：“神话也是一种象征性的寻找父亲的努力，这个父亲不是宗教中的上帝，而是一种文化理想。这个神话有两个中心主题：堕落与探索，所要探寻的恰恰是在堕落中失去的东西，堕落是麦尔维尔从象征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中获得的一个本能的意象。”①苏童的探寻正是陷入了麦尔维尔共同的困境。他追踪历史的踪迹，追寻祖先的光荣，但追求的目标最终却是子虚乌有，成了一种变态的光荣和实质上的丑。追求的行程和追求的目标就这样突然脱节了。于是以前的追求越是执着就越是显得荒唐和滑稽。如果这是人生情感路途上的寻常现象，那么这就是人生的一大悲哀，一大荒诞。 苏童显然不能释怀于这种荒诞，于是他的“历史追寻”小说开始了对于“枫杨树乡村”的逃离，他的“历史”小说也由此进入了“后枫杨树”阶段，其代表作是《妻妾成群》、《第十九间房》以及长篇小说《米》和《我的帝王生涯》等。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已经开始从对生命的狂热追求和极度失望情绪中走出，并冷静、理性、形而上地审视生命的残缺。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的交融是这个时期苏童小说的重要特色，他总是从生命悲剧的背后发掘出其深沉的文化根源，从而使小说内涵越来越趋凝重。如果说《妻妾成群》旨在揭示封建畸形的婚姻文化对女性生命的扼杀的话，那么《米》则完整地揭露了都市淫靡文化摧毁一个乡村生命的全过程，而《我的帝王生涯》则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帝王文化窒息吞噬生命的本质。作家对于生命的悲剧感受已经超越了枫杨树故乡、超越了祖先亲人，而延伸到了整个历史、整个民族、整个文化，充分展现了个体生命与文化生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总的来说，苏童的“历史追寻”小说在对生命形式及生命意识的追求与表现中呈现出几个明显的倾向： 其一，对祖宗的诅咒和发泄。在精神分析学说中，“父亲”是个不同寻常的概念，“父亲”决不仅仅表现了一个男人在家庭血缘中的位置，“父亲”还意味着在社会文化中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强壮、威严、荣誉、家庭的主宰、对于女性的占有。这些都是儿子们对于父亲力量的感受。儿子们对于这些特权满怀嫉妒，只是现存的文化秩序阻止了这些嫉妒发作罢了。但父亲作为一种权威，是一种深深的压抑，而“审父”正是对权威的审查，这种审查带有强烈的心理动机。在苏童笔下，无论是只通狗性不谙世事的幺叔，还是嫖妓赌博、抛妇弃子的陈宝年；无论是阴险毒辣饮人精血的陈文治，还是如狼似虎、残害弱者的石匠，这些人物作为祖先的神圣光环被无情地剥去了，这里没有了崇高与静穆，也没有灵性和平雅，有的只是丑恶和堕落。而写于“后枫杨树”时期的《妻妾成群》更是对“父亲”陈佐干的罪恶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的生命存在是建立在对女性生命的摧残之上的，即使他已步入生命黄昏仍然不忘让一个个年轻的女性作为陪葬，梅珊被残忍地投进“井”中，颂莲被逼疯，而第五房太太又迎进了家门。我们发现，无论是“枫杨树”系列还是“后枫杨树”系列，苏童的“历史追寻”小说中，“父亲们”的生命模式都呈现出基本近似的走向，亦即生命力逐步萎缩乃至近于零（死亡）。在《米》和《我的帝王生涯》中，作者干脆一开始就设计了“父亲”的死亡，在历史的反讽面前，作家对生命的乐观热情几乎消耗殆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