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02)02-0011-04 一、“模式移植”是大学发展史上的常有现象 我们在讨论一个国家的大学发展时，通常可以归纳出影响大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社会发展状况、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是影响大学发展的主要内部因素：而在影响大学发展的外部因素中，别国的大学模式则是人们经常提到的。譬如，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菲利浦·G·阿特巴赫认为：“国际性的大学模式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已经发挥了并且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确切的历史，都是由许多因素结合而构成的。例如，某一个国家就常因某种外国的影响造成一种历史的偶然。”[1] 别国的大学模式不仅在大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模式移植”本身成为世界大学发展史上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例如，人们在研究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时发现，最早的两所中世纪大学——巴黎大学与波隆那大学分别以它们特有的办学模式影响了后来的大学。特别是“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模式——以教授为主的巴黎大学——在国际上是最有影响的。它基本上确定了世界上各国大学的体制”。[2]不仅如此，巴黎大学的“四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模式”也为后来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广为效仿。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巴黎大学模式的传播是世界大学发展史上最早的模式移植。 又如，在当代高等教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美国大学的发展史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过这样两次影响较大的模式移植。1636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哈佛学院成立。“哈佛学院完全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式创建的。具体来说，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对哈佛影响最大。从哈佛创办者留下来的明确的声明中，可以发现哈佛的章程是直接取自伊丽莎白时期的剑桥大学章程的。‘按照英格兰大学的方式’这个用语出现在第一个哈佛学位方案中”。[3]在英国统治的殖民地时期出现的其他8所学院也都是以英国大学的学院模式为蓝本建立起来的。19世纪中叶的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大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变化时期，影响这一时期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1862年由林肯总统签署实施的有关赠地办农业和机械工程学院的《莫里尔法案》，另外一个是新型的德国大学模式。当时，德国大学模式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系的体制就是根据德国讲座制度的概念而建立的，大学的学术工作是根据学科来划分的。2。科学研究越来越被强调为大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博士学位被确定为大学教育的顶点。3.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投资更普遍了。4.随着大学自主权的扩大和可得到的科学研究资金的增加，大学教授的声誉也提高了。”[4]而1876年成立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更被看作是德国大学的翻版，它被人们称为“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之后，斯坦福大学（1885年）、克拉克大学（1888年）、芝加哥大学（1892年）等新大学的相继成立和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老大学的改造把学习德国模式推向了高潮，以至于当时的美国大学被认为是“在德国以外比任何国家的大学都彻底地德国化了”。[5]第一次模式移植造就了美国的近代大学，第二次模式移植则直接推动了美国大学的现代化。 再如，许多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后发国家，它们的近代大学往往就是产生在模式移植的过程之中。“印度由于殖民主义的原因，大学就反映了一种英国的模式。日本的大学正是在德国大学很有影响的时候移植了外国的模式，因此，在某方面就采用了德国的模式”。[6]我国也是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后发国家，模式移植同样是我国近代大学发展所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20世纪初，当时的清朝政府以日本大学模式为蓝本建立了近代大学制度。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解释大学堂所设8个分科大学时写道：“日本国大学止文、法、医、格致、农、工六门，其商学即以政法学科内之上法统之，不立专门。又文科大学内有汉学科，分经学专修、史学专修、文学专修三类。又有宗教学，附入文科大学之哲学科国文学科，汉学科史学科内。今中国特立经学一门，又特立商学一门，故为八门。”[7]不仅学科设置，大学堂开设的许多课程也是效仿日本，并使用日本大学的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大学制度是当时大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1954年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总结建国后5年来的高等教育发展时曾谈道：“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暑假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依据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项专门人才的需要，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条件，普遍设置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而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成为新型而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8]正是在前苏联政府与专家的协助指导下，在全面学习前苏联经验的过程中，我们用了1950年至1955年的大约6年时间，建立起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这一制度成为20世纪后半叶我国大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上述一些事例可以充分说明在许多国家的大学发展过程中模式移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对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大学模式移植现象做比较深入的分析的话，可以看到在模式移植的过程、主导、内容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而探讨这些特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与理解大学模式移植这一普遍现象。 二、“模式移植”的过程——主动与被动 大学模式移植的过程，如果从模式移植的起因上分析，有主动移植与被动移植两种。 所谓主动移植指别国大学模式移入本国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主动的过程。这种主动移植源自于本国大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例如，19世纪下半叶，美国依靠植入德国大学模式创立了现代大学制度；日本以德国大学模式为蓝本开始了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进程。而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学改革则是大学模式的主动移植的典型事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大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49年至1952年上半年的第一阶段中，大学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恢复学校秩序，接收教会学校，改造私立大学，在少数大学开展学习前苏联大学模式的试点工作。1952年下半年开始的大学改革第二阶段以全面学习前苏联经验为主要特征。首先按照前苏联的大学体制进行了院系调整，接着在教学制度方面也全面地按照前苏联大学的方式进行了改革。尤其是教学制度方面的改革“从一年级开始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各校教师翻译苏联教材，成立教学研究组，并学习苏联先进教学方法，这是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是改变旧高等教育本质的根本改革”。[9]为了使学习前苏联经验的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使前苏联大学模式能够准确地植入中国大学，当时还采取了聘请前苏联专家，向前苏联大量派遣留学生，广泛开设俄语课程等有力的措施。据统计，在1949年至1957年间全国大学共聘请前苏联专家610人；在1949年至1965年间共向前苏联派遣留学生8414人，占这一时期派遣出国留学生总数（10688人）的78.9%1955——1956学年度俄语专业在校学生人数的比例达到了外语专业在校生总数的88.8%。[10]50年代初大学改革的进程和上述改革措施都充分说明学习前苏联经验、移植前苏联大学模式是一积极主动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