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提及他的小说创作，“故事”一词使用的频率相当高。读者只要稍加留意，会发现他不仅用“故事”指称《边城》、《长河》、《月下小景》等代表作，林林总总二百来篇小说，皆在“故事”名目下出现的。①“我只写了些故事”，②听起来象是自谦，其实情形远没有那么简单！“中国人会写‘小说’的仿佛已经有了很多人，但很少有人来写‘故事’。”③在多种场合，沈从文对文坛流行的“小说”与自己的“故事”有所甄别，他强调的是自己小说在文体上的独创性，引出的则是文学观念、叙事方法的深刻冲突。 探讨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故事”是十分有用的一个概念，因为它要求小说回归本体，给叙事性和情节铺排演绎予以突出关注。沈从文高扬“故事”大旗，也有借此反思五四小说传统的意思在里边。本文试图较为系统地研究沈从文小说文体特征，以期重新确立他在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同时，我把文体看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进而揭示沈从文小说文体与他笔下湘西世界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内在同构关系。 一 有趣的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以消解故事和情节作为突破口。五四作家虽然认为人物、环境、情节是小说三项基本要素，但又把三项要素区别对待：人物刻划与环境描写备受青睐，对铺叙情节、讲述故事，却明显缺乏兴趣。郁达夫说：“在近代小说里，一半都是在人物性格上刻画，一半是在背景上表现的。”④不提情节。这与五四作家笃信进化论和文学为人生命题有关。茅盾在《小说研究ABC》中，辟专章讲西洋小说史，把单纯讲故事，作为小说的初级形式，留给了古代，以为当前趋势，情节隶属于人物，使命在表现性格发展变化，其自身不具备独立审美价值。⑤直到四十年代，竟还有人坚持这样的看法：“严格地说来，一本小说中根本不应有故事或情节，因为这些都是人生所没有的。”⑥ 问题是，舍弃了故事、情节，小说如何来维持自身绝对必要的趣味与可读性？如何在体裁上与散文、诗歌相区别？五四作家对这些涉及小说根本的问题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梁实秋说：“一个良好的故事，乃是一部成功的小说之基本条件，一个好故事不一定是一部好小说，但是一部好小说一定要有一个好故事。”而“现今中国小说，什九就没有故事可说。”⑦许多五四小说，虽然非常“现代”，却味如嚼蜡，难以卒读，原因大半在此。 沈从文从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实际出发，尖锐指出：“新作品的写作，还多只停留在‘叙述’上，能叙述故事编排故事已为第一流高手，一切理论且支持了并叙述故事还无能力的作家。”⑧沈从文视叙事为小说的基本条件，五四新小说处于初创期，更应在此处用力，才算脚踏实地。把现代化与重视情节、故事对立起来，对于自觉斩断了与有悠久叙事传统之古典小说的联系的五四小说，并非什么幸事。沈从文的远见卓识，给热衷于在现代小说和“现代”之间划等号的研究者，也是一个警醒。 沈从文大部分作品，虽然以叙事为中心，但情节的演绎方式却算不上复杂、机巧，一般看不到谋篇布局的处心积虑、刻意雕琢。一个事件，一处场景，一种人生，沈从文总是平铺直叙，原原本本道来，极少用倒叙、插叙、补叙等手段破坏内容的自在性和原生态；也不安排不同力量间的较量、动作与反动作、或戏剧性冲突。人物生活际遇和处境的变化，不受因果关系的影响，而受制于时间与造化，随时间消逝和造化给就的机缘，看生命流转不息，周而复始。如《萧萧》、《三三》、《柏子》、《会明》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这是最本色的故事，它的魅力主要不在结构本身的放任，而来自事件的非凡性与人物身心反应的平和之间的反差所形成的张力。沈从文面对的是湘西，那个屈原乘一叶扁舟，寻芷访兰的湘西，陶渊明安置他桃花源的地方；古苗民被一路追杀，溃败至此，汉人修城墙、筑碉堡，把他们圈在有限的保留地里，两族人朝夕相见，世代为仇。谣曲、神话在这里还是活鲜鲜的，支配着居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现代战争没有放过这片荒蛮之地，各路军阀龙争虎斗，造就无数土匪和英雄。沈从文在这荒疆边地，搜新捕怪、志异猎奇，所写种种，皆在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与阅历之外，让读者感到新鲜和刺激。偶尔，沈从文也会借用通俗小说技法，在有限范围内，布置一些神秘的巧合，暗含深意的伏笔和悬念，紧要处卖关子，把气氛渲染得扑朔迷离。如《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写磨豆腐的年轻人与商会会长女儿恋爱，因身份悬殊，只能秘密进行。叙述人“我”注意到，每一次那女子在门口出现时，豆腐老板都在“扳着那石磨，检查石磨的中轴有无损坏。这事情似乎是第三次了。”这大约是两人幽会的暗号。不久，女人突然吞金自杀，原因未作解释，但文本暗示的思路不外是怀孕或隐情败露。小说还写到三个男人潜伏的盗尸动机，号兵深夜冒雨盗尸，却发现尸体不翼而飞；后来，赤裸的女尸在五里外山洞里出现。豆腐老板又不知所终。《渔》中，让吴氏兄弟百般寻找的复仇对象与他们失之交臂。《神巫之爱》设了一个谜：在跳傩仪式上撼动神巫心灵的白衣女子是谁？沈从文布疑而不解疑，情节的设计还原为湘西生存状态，充满诡异、凶险、神奇、浪漫，令读者大开眼界。 本来，这片非凡的土地，可以安置智勇双全的英雄，神出鬼没的大侠，茹毛饮血的巨匪，争财产、救美人，演出一场场生死搏斗。但活在沈从文小说中的，却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人物：贩夫走卒、农民水手、兵士妓女，间或也有土匪强盗，但不是青布包头、穿夜行衣、会飞檐走壁的那种，一样的家常打扮和并不特殊的灵魂与肉体。他们的行为并不铺张扬厉，也无豪言壮举，只在风里日里，各按本分把一大堆日子打发过去；环境的严酷、时运的不济，随时会有灾难降临，他们却处之泰然，心安理得。那份超常的从容不是故意做出来迁就某种信念或宗教，它发乎天籁地籁，与生俱来。道理很简单，外人看来不堪忍受的重负，湘西人却以为是生活的常态，他们象接受阳光、空气那样，接受了劫掠、屠杀和暴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