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是一位虔诚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信奉者。1938年春，孙犁刚刚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他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现实主义文学论》。面对着民族危亡，他在文章中写道：“一切的卖野药的文学制作说明不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将滤尽一切文字上的玩弄。”他还预见性地指出：“现实主义之被提出，被应用，象一道气流浸透着每一个有良心的作家，现实主义的作品，被大众无滞碍地欢迎接受——不是偶然，在桎梏就要脱落，一切人都盼望着天明，为自由而斗争的时候，文学又和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却是必然的。”①表现出青年的孙犁对文学的深刻识见。 四十年后，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8年，面对着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蟊贼践踏的荒芜文坛，孙犁站出来大声疾呼：“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②又是他率先地举起了现实主义这面文学的旗帜。 孙犁从来不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创作“方法”或“技巧”，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基本的创作精神，一种热烈地拥抱现实、真实地反映现实、积极地推动现实生活前进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他看来，中国的庄子、司马迁、柳宗元、欧阳修、蒲松龄、曹雪芹、鲁迅，外国的巴尔札克、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因此他不主张在“现实主义”前面附加任何修饰语。这就是孙犁所倡导的以真诚为核心的真正的现实主义③。 一 孙犁的文学观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真诚。孙犁在他的许多文论著作中反复强调：“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这指的是生活的真实，和作者思想意态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④孙犁把真诚当作文学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作一个文学家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而且认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码之点”。他针对文坛上存在的“投机取巧，虚伪造作”的现象，指出：“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⑤“而虚伪和矫饰，无论在生活方面或是在艺术方面，都是不足取的，可耻的”⑥。我理解，孙犁说的真诚，是指一个作家对待人生、对待文学事业的总的态度。可以说，真诚是孙犁文学精髓之所在，是把握孙犁文学思想的总纲。 孙犁所提到的“生活的真实”和“创作思想意态的真实”可以说包容了孙犁现实主义文学的全部内涵。 第一、所谓“生活的真实”，就是文学要忠实于她所要表现的生活，要在作品中反映出历史的、时代的真实面貌（即客体真实）。 孙犁认为，现实主义文学首先要作到真与信。文学创作“要有真情，要写真象”⑦。“真实性、可靠性是第一义的，是不允许想当然的。”⑧他自己的创作实践是对他的文学主张的最好的印证。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纪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⑨他把通过“真诚的回忆”写成的表现了真正的历史的作品称作是“血写的书”，这些作品是经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的，是会和历史共命运的。“面对祖国的伟大河山，循迹我们漫长的征途”，作家们都应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党的原则和党的教导吗？无愧于这一带的土地和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吗？无愧于同志、朋友和伙伴们在战斗中形成的情谊吗？”⑩对于这一切，孙犁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很少有象孙犁这样的作家，其作品可以不作任何改动，“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11)这在中国现代和当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孙犁的作品告诉我们，传世的作品必须是真诚的和真实的。“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如在当代被公认为是诳言，它的寿命是不会长久的”(12)。 为了忠实于历史，孙犁一般不对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进行修改。孙犁说：“我们表现生活，反映现实，要衡之以天理，平之以天良。就是说，要合乎客观的实际，而出之以艺术家的真诚。”(13)作品印成书后，还不断随时改易，随势改易，甚至随人改易，“这是不足为训的”(14)。 另外，在写人时，孙犁一贯主张要实事求是。要写出真实的人，不要把人神化或鬼化。孙犁很推崇司马迁写人的方法。司马迁写刘邦、项羽这样一些大人物，“没有把他们做为神来描写，完全当作一个平凡的人，从他们起事到当皇帝，实事求是。”他认为“司马迁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15)。孙犁认真对照了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等人的形象，指出：“他（陈寿）是把关羽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写的。这样写来，使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既有缺点，又有长处；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的活生生的人。”而罗贯中，则“以人心思汉和忠义双全这两个概念，来塑造关羽这个英雄人物……于是，在文学和民俗学上，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现象：关羽从一个平常的人，变为一个理想化的人，进而变为一尊神。”(16)诸葛亮也有类似的问题。诸葛亮作为刘备的军师，在联孙攻曹、赤壁之战以及建立蜀汉政权中，是立过大功的。但失败和无能为力之处也不少。然而，《三国演义》却“把诸葛亮写成了一个非凡的人。把他写成了一个未卜先知，甚至能呼风唤雨，嘴里不断念念有词的老道，即鲁迅所说近于妖了”。究其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成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17)。 孙犁这种“优缺点并重，功过并举”的观点，渗透于他对古今许多人物的评价之中。比如，对于魏收及其所总纂的《魏书》，金圣叹及其对西厢、水浒的评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及他的死，罗振玉的人品及其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贡献，章太炎的为人为文及其晚节，梁启超的维新以及他的治学方法，纪昀以及他编纂的《四库全书》，孙犁都采取了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既不虚美，又不隐恶，还人物一个历史的真面目。对于今人，孙犁更是十分讲究分寸感。比如对于赵树理、方纪、田间、刘绍棠、从维熙、林斤澜、刘心武、韩映山、阿凤、李克明、邹明等，不论长幼亲疏，他都能直感实言，给予切合实际的评价。正如他所说：“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我谈到他们一些优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如此”(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