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研究 在中国的作家中,刘绍棠是一位丰产丰收的作家。他从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45年来共出版、发表了十余部长篇小说,几十部中篇小说,上百篇短篇小说和数百篇散论。他创作上的多产优质,有其天赋和所受教育的条件,但具有辩证思维更是一个重要条件。 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事实证明,具有了这种世界观,对一个作家的社会实践与艺术实践,会有积极的影响。刘绍棠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他6岁加入儿童团,12岁加入地下“民联”,13岁发表处女作,17岁入党,20岁加入全国作协,成为专职作家,可以说从懂事起,就在党的薰陶培养下长大的。刘绍棠曾深有体会地说:“我的每一寸成长,每一步前进,都是牵着母亲——党和人民——的衣襟取得的。”这对他政治上的进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他以后的生活(不管是坎坷还是顺利)和创作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刘绍棠在40余年的社会与艺术实践中,充满了辩证法,在我阅读的400多万字的小说和散论中,清楚地看到,有十余对矛盾他都处理得比较好,诸如:失与得,土与洋,俗与雅,丑与美,点与面,大与小,主与从,长与短,入与出,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发展,歌颂与暴露,传统与现实,偶然与必然,等等,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不仅有言论,而且有实践,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树立了榜样。本文不可能涉及每一对矛盾,只选其中几对主要矛盾加以阐述,作为我对刘绍棠研究的开始。 正确对待“失”与“得”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刘绍棠的成名是很早的。早在1949年他13岁的时候就发表作品,引起了轰动,被称为“神童”。但好景不长,到1957年他20岁的时候就被错划为右派,被遣返故乡劳动改造;和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22年,直到1979年1月24日他43岁的时候才得到改正。 这样一段经历,在中国作家中不是个别,但引出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有的人因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改正以后,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之机,攻击共产党,咒骂毛泽东,否定社会主义,贬低人民民主专政,有的甚至走上了策划动乱与反革命暴乱、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反动道路。刘绍棠改正以后,有人也希望他这么做。但恰恰相反,刘绍棠改正不久就大谈“党是我的亲娘”,“虽然母亲错怪了我,打肿了我的屁股,把我赶出了家门,我是委屈的;但是,母亲把我找回来,搂在怀里,承认打错了我,做儿子的只能感恩不尽,今后更加孝敬母亲。难道可以怀恨在心,逼着母亲给自己下跪,啐母亲的脸吗,那是忤逆不孝,天理不容。”刘绍棠的这种表现,在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正真的人民来说,无不受其感动。但对那些“新潮精英”来说却是格格不入,在“精英”们以骂共产党和毛泽东为时髦的年月里,刘绍棠的这种态度必然地引起他们的极大不满,在四次作代会上成帮结伙对刘绍棠进行攻击,而且会后又对他进行排斥。 反右严重扩大化是极大的错误,给很多好同志带来巨大的政治与精神的压力,有的甚至因此而付出了生命。这个血的教训一定要记取。刘绍棠对自己长期所受的委曲当然很悲愤、痛苦。但他的眼睛却不只盯在这一面上,而是看事物的两方面。划右派使他遭坎坷,但划右派后迫使他长期地扎扎实实地生活在故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中间,却对他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他在《青枝绿叶》题记中写道:“头戴荆冠,降为贱民,走上了22年的坎坷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然而,这也使我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层。赤子而来,赤子而归;我回到故土,住在当年我呱呱堕地的旧屋小炕上,又一次转世投胎。三伏酷暑,三九严寒,血雨腥风,愁云惨雾,我和我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患难与共。我活了下来,深深扎根于家乡大地和人民大众之间。” 在这个过程中,刘绍棠亲身经历和目睹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此后的三年困难给经济建设带来的损失,和给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带来的苦难;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四清运动”的“左”的做法;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害,和“红卫兵”小将搞打、砸、抢、抄、抓的所谓“革命行动”;这一切都使他疾首痛心。但与此同时,他也深切地体会了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对他的深情和悉心的保护:平时,不让他干重活;一有风吹草动就把他藏起来,不仅不使他受侮辱和皮肉之苦,还让他坐在炕头上惬意地喝酒吃肉。 这一切经历,使他获得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成了他创作的源泉。他在1979年改正后,作品像涌泉一样喷射而出,从改正以后到1992年的十二年的时间里出版了34本书。这样的出书密度,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是怎么也做不到的。有人感慨:如果刘绍棠50年代不被错划右派,该有多少作品问世啊!刘绍棠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1957年反右,损害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严重伤害了我的身心。不过,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能动身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从九重天上栽到地下,神童沦为贱民,被剥夺创作权利,摇笔杆子改为撸锄杆子,头顶‘赤日炎炎似火烧’,挥汗如雨‘锄禾日当午’,夹着尾巴不敢乱说乱动,可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那漫长的22年坎坷岁月,正是经历了完整的过程,因而才能有新时期那井喷一般的创作。”(《孤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