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高校的大多数文科教师都肩负着教学与科研工作两副重担，是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面军。如何在促进教学的前提下搞好科研工作，这是许多高校文科教师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和现实问题。笔者略陈一孔之见，以抛砖引玉，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面向实际 科学研究必须与客观实际（特别是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使之“顺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就高校文科教师来说，这至少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和要求：一是面向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实际；二是面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三是面向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四是面向专业理论与实务研究及教学研究的实际。江泽民同志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在面向实际的大前提下，选准科研课题至关重要。科研课题选择得当，就如同勘探队员发现了矿山，掘井者挖到了“井眼”。科研课题的选择不仅要考虑与课题相关的客观因素（如课题本身的重要性，国内外对该课题的研究状况以及社会需求状况等），更要考虑个人或课题组驾驭课题的能力（如知识结构、学术专长、资料积累、对与课题内容相关的实际情况的了解程度及社会联系和信息渠道等）。在一般情况下，应选择个人或课题组具有较多有利条件或具有相对优势、社会的现实需求或潜在需求较大的课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切入点或生长点。 二、求是创新 求是，即探寻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创新，一般是指在批判或改变旧事物的过程中创造新事物。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创新至少可以包括理论创新、对策创新、方法创新、体系创新等。如果说社会实践是社会科学赖以生存的土壤，那么，创新则是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的根本途径。 近几年来，创新一词在我国颇为“时髦”，仿佛人人可用，处处可用。然而，笔者认为，在高校文科科研工作中，创新决不是可以随便乱贴的标签。一是，创新要名副其实。要广泛收集有关资料，准确把握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观点或新对策才有可能是创新；否则，就不是创新。能否称得上创新，要以客观尺度来衡量，不能以主观感觉为依据。二是，创新要以科学性为前提。创新不是胡诌，而是要在符合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力辟新见。要破除教条主义，摒弃虚无主义，决不趋炎附势。陈云说得好：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某些与客观实际和科学不沾边的所谓“新理论”和“新提法”，非但不是创新，而且还会造成思想混乱和理论混乱，误国误民。三是，创新要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无数事例证明，即使是真正的理论创新，往往也不过是新理论对旧理论的扬弃，即在批判中有继承，在继承中有发展。除原始性创新之外，继承并发展已有的优秀理论成果，乃是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和必由之路。要承认和尊重别人在相关领域中已有的科研成果，在论文或著作中以注释、征引、参考文献等方式标示出来，决不能抄袭剽窃，欺世盗名，搞学术腐败。 三、精益求精 科学研究贵在出精品。一篇优秀的科研论文，其学术和社会价值决不亚于上千篇平庸之作。在当今由于多种原因所导致的某些人急功近利、治学浮躁、片面追求所谓“科研成果”的“数量效应”和“炒作效应”的情况下，更有必要提倡和树立“精品意识”，以对读者负责，对刊物负责，对社会负责。否则，七拼八凑，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恐怕在学术研究和市场经济中难以立足，甚至会惨遭败绩。 科研成果要精益求精，除了应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之外，还应具有透彻性和精粹性。所谓透彻性，即观点要深邃，且能自圆其说；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自相矛盾。理论越是透彻，说服力就越强，也就越能立得住。所谓精粹性，即要精炼、通俗并富有文采。精炼，即突出重点和新意，文字干净利落；通俗，即深入浅出，除了必要的专业术语之外，尽量说“普通话”，以赢得更多的读者，发挥更大的作用；文采，即讲求表述艺术，精雕细刻，以增强科研成果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四、重在效益 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正确地认识和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一旦被社会所承认或采纳，就会产生效益。笔者认为，科研成果的效益至少可以相对地区分为学科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如果推动了学科建设，即具有学科效益；如果推动了经济发展，即具有经济效益；如果促进了社会进步，即具有社会效益。一般说来，有价值的对策研究、教学研究的成果一旦被采纳，其效益则体现得较为直接而迅速；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即使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其效益也体现得较为间接而缓慢。作为一名高校文科教师，当他提供的科研成果被社会所承认或采纳并取得了一定的效益时，其兴奋之情和成就之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衡量科研成果效益大小的根本标准是社会实践。上世纪50年代中期，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针对我国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种种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实行计划生育”的“新人口论”。尽管长期遭到误解、批判乃至迫害，但他仍坚持真理，拒不“检讨”。当我国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终接受了马老的观点并将“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之后，“新人口论”的巨大效益就愈益充分地体现出来。1978年5月，由南京大学胡福明等一些理论工作者共同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迅速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它对于我们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