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99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比1998年的招生数（108万）增长52万，这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规模快速扩张的新时期。在其后的两年，2000年招生220万，2001年招生250万，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11%，距离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门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只有一步之遥。按目前确定的“十五”期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推算，少则一年，多则两年，至迟到2003年，中国将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比《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预期的时间提前七前。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实现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将如何发展？或者说，2003年以后怎么办？是隐定规模还是继续扩张？这是一个看似并不急迫，实际上却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同时对当前高等教育政策设计也将产生直接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分析表明，各国高等教育在跨过大众化门槛之后，通常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1]，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看成是现代社会信息化、知识化和学习化趋势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具体要求，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按此判断，中国的高等教育在2003年之后还将继续扩张，但因此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高等教育在跨过大众化门槛之后继续扩张的理由是什么？这是扩张的必要性问题；第二，继续扩张所产生的资金及其它教育资源问题如何解决？这是扩张的可行性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曾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也是1999年扩招的直接动因，但实践和理论都表明这一理由是不充分的。[2][3] 对于第二个问题，政府增加投资是一个可能的途径，但由于义务教育的压力，也由于“成本分担”观念的形成，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增长必定是有限的。提高学杂费是另一个可能的途径，但由此导致对教育公平的损害使其难有大的提升空间，因而是不可取的。在排除了以上两种常规途径之后，继续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将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事实上，民间资本目前在增加高等教育供给方面已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4]，但国内民间资本缺乏除资金以外的其它教育资源，如教育理念、师资、管理、品牌等，因此受到很大的限制。开放国内教育市场，吸引国际资本和教育机构来华办学，可以在以上各个方面发挥独特的优势，并且具有引进外资所能产生的一切经济效益，因而最为可取，但却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困扰。 以上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2003年之后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就将成空为中楼阁，因此需要我们在观念上有新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行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不过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顾一下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传统观点。 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传统依据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由通常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寻找。经济方面的第一个理由是“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表明，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是比投资形成物质资本更有效的经济投资[5]。由于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态之一，扩大高等教育投资规模就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说这种合理性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恶化，非自愿失业大量增加时，其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6]。因此，单纯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还不足以获得高等教育在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继续扩张的理由。 经济方面的第二个理由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促进作用[7]，这也是1999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扩张的初衷之一。但是，就其后经济运行的结果观察，以此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相关政策不配套，与扩招政策同时出台的提高学杂费政策抑制了家庭即期消费的欲望，以至于在扩招学生家庭增加支出的同时，至少有十倍于此的家庭因未来支出预期的提高而抑制了即期消费，更不用说扩招学生家庭学杂费支出对其它支出项目的排挤效应，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从2000年开始，政府出台高校学生的免担保贷款，希望减少家庭对学杂费的即期支出，以减轻家庭即期消费的压力，但贷款毕竟不是赠送，对学生和家庭而言，只不过是延期支付而已，所以，压力照样存在。由此可见，除非政府大幅增加高等教育投资，以此抑制甚至降低高校学杂费水平，否则，希望通过高校扩招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明显效应是值得怀疑的。 社会方面的理由，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高等教育需求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站在政府角度考虑，高等教育投资的重要性、急迫性和机会成本是决定公共高等教育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就重要性而言，随着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减少，直接的人力资源需求随之下降，政策上的重要性也会随之下降。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供需矛盾减缓，也就降低了公共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急迫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受到政治上的压力，也没有发展高等教育的清晰理念，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就不可能有太高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