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别评价 一 假若换一个作家，《失恋的季节》的题材可能被处理成悲剧性的作品。由于王蒙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杜勃罗留波夫语）和艺术才华的特点，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喜剧作品，而且是作者的第一部大型喜剧作品。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面，始终回荡着笑声，其中的人物几乎从头到尾都在笑。我相信，读者大约也和我一样，整个阅读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自己的忍俊不禁的笑声。这是一部洋溢着强烈的讽刺和幽默的激情的小说，作者卓越的喜剧才能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而生动的艺术呈现。 谈到喜剧，我们常常想起马克思的那段名言，“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就是喜剧。……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①《失恋的季节》确是这样一部“和自己的过去诀别”的作品，但是作者在同自己的过去诀别的时候，心情决不仅仅是轻松愉快的。因此，“愉快的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恐怕不能精确地概括这部小说的喜剧特色。我以为，王蒙在这部长篇作品中创造了不同于一般传统喜剧的新的喜剧风格，作者的讽刺的和幽默的激情具有现代喜剧的性质。可以说，《失恋的季节》是一部具有现代喜剧风格的长篇小说。 别林斯基指出：“喜剧的内容是缺乏合理的必然性的偶然事件”，“喜剧的主人公是离开了自己精神天性的本性基础的人们”，“喜剧的实质是生活的现象同生活的实质和使命之间的矛盾”。②《失恋的季节》主要描写了一批从青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在国家机关工作的青年职业政治工作者，在反右运动中大都被定为右派，随后到京郊劳动改造，最终摘掉右派帽子的经历。作品的喜剧性内容所反映的，恰恰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缺乏合理的必然性的偶然事件”，其喜剧性便在于失去本身内容的虚假的生活形式同真实的生活内容的矛盾，生活的现象同生活的实质和使命之间的矛盾，即人物的生存形式同生存内容的矛盾。隐入这一矛盾之中的主人公们，恰恰是离开了自己的精神天性的本体基础的人们。 产生这一喜剧性矛盾的主要根源是：把主人公们定为右派并集中到郊区劳改的理论依据，是以代表和体现国家与人民利益的神圣、庄严面目出现的政治权力话语，而实际上这种做法却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主人公们划为右派并集中到郊区劳改的光明正大的理由，是教育、改造和挽救他们，以不使其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道路”上走得更远，而结果却伤害了、毁损了、扭曲了他们的感情、精神和灵魂。作品的主要喜剧载体是被划为右派的青年职业政治工作者。这些人物的喜剧性在于：他们是被权力机构按照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权力话语划成右派的，显然，这种话语是与他们的权利、愿望、感情和追求相对立的，但他们却不知不觉、甚至是自觉自愿地服庸、信从和膜拜这种敌视他们的政治权力话语；被以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权力话语划为右派的人们，无疑是这种话语的受害者和牺牲者，但他们也同样运用自如地以这种话语为武器，裁定他人的“右派言论”，批判他人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参与对他人的伤害，并把伤害当作是帮助、教育和挽救；主人公们很小就参加了革命，本来是“革人家的命”的，是把革命等同于自己的人生的“天生革命家”，但在反右运动中却大都“被人家革了命”，成为革命的对象和“反革命”。这些人物之所以是喜剧性的、可笑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支配他们命运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权力话语，是盲目的、蒙昧的和迷信的。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喜剧性、可笑性源于他们自身，源于他们缺乏摆脱这种愚蒙状态的强烈愿望、自觉性和主体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喜剧性、可笑性，从根本上又反映和折射出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权力话语由于脱离实际与违背社会历史规律而呈现出的谬误和可笑性质。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指出，喜剧中的“人物只有在自己并不严肃地对待严肃的目的和意志时，才把自己表现为可笑的人物。”③黑格尔这里说的基本上是传统喜剧的特征。而现代喜剧的特点是，喜剧中的人物对貌似严肃而实则荒谬的目的和意志，采取不严肃的态度。一般说来，传统喜剧所讥讽和嘲笑的对象是明确的、单一的，所引起的笑声里透露出优越感和轻松感，其艺术色调是明朗的；而在现代喜剧中，讥刺和嘲弄的对象变得含混、复杂起来，既讥刺他人又嘲弄自己，所引起的笑声里透露出的是无力感和无奈感，其艺术色调是晦暗的。我们在美国黑色幽默文学中看到的，正是这类喜剧。《失恋的季节》是接近于这种喜剧类型的。 二 英国作家华波尔说过，“在那些爱思索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喜剧，在那些重感情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悲剧。”④当王蒙以清醒的理性意识反顾和追思历史，观照和透视他笔下人物的思想与精神状态的时候，他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俯瞰他们，发现了他们的“可笑的本质”和他们的“不一致”，洞见了“这一思想和那一思想的脱节，这一感情和那一感情的相互排挤”；⑤他以“历史的幽默感”（王蒙语）理性的优越感和智慧，调整和嘲笑他们，这些人物的被否定的喜剧性格便艺术化地显示出来。而另一方面，王蒙所描写的那段历史过程，又是他曾亲身经历的，他与那段历史有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在历史往事中埋藏着他的难以忘怀的青春、理想、热情和泪水。在审视消逝已久的历史事件时，他是无法把自己排除在外的。回首往事，他在重温以往的“刻骨铭心的经验”（王蒙语）时，心中势必再次鼓荡起昔日的激情。钱文、郑仿、杜冲、萧连甲、费可犁、周碧云等人物的某种“可笑的本质”，在他身上也曾存在过。在他们的身上，都可以发现作者的影子。在这里，作者与他笔下人物之间的历史距离消失了，他和他们站在同一历史地平线上。他发现了他们的狂热中的真诚、盲目中的信仰、奴性中的卑微、愚妄中的可怜、荒唐中的可悲，看到了他们思想和精神状态的某种“历史必然性”。所以，他又怀着温情、仁慈和博大的爱的情愫，悲悯、体谅和宽恕他们。于是，喜与悲，讽刺和幽默，辛辣的嘲弄与无奈的自嘲，激情难抑的倾诉和痛快淋漓的宣泄，执著的痛苦与超脱的轻松，便在《失恋的季节》中错综复杂地纠缠、交织在一起。 事后许多年，时过境迁，恩消怨泯，重叠使记忆模糊，现实使往事冲淡，新的喜怒早已打磨掉了悲欢的陈迹，往日的忧虑在新的可能面前更像是一次幕间的谐谑插曲。所有这些当年觉得惊心动魄觉得千回百转觉得鲜血淋漓觉得天塌地陷的经验，都变成了不足与人道却又荒诞不经，有趣却又不无伤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