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快速发展与体制创新 1.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九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发展分两个阶段,1996-1998年期间是“稳步发展”,本专科在校生规模由1995年的547.7万人增至1998年的623.1万人,年增长率4.4%;1999年后转向“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当年本专科招生增长32.1%,其中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增长42.9%,在校生由1998年的623.1万人增至718.9万人,增长15.4%。2000年我国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达到820.8万人,1998-2000年期间本专科在校生年增长率估计为14.8%。整个“九五”期间本专科学生年增长率估计为8.6%。 2.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 近几年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人民政府统筹为主、条块结合的新体制基本形成;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3.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困难和矛盾。 但是,要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的快速发展还存在诸多困难和矛盾,学校办学条件与规模扩大之间存在的矛盾是高教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据1999年末统计,按教育部发展规划司1996年制定的办学条件招生标准,1071所普通高校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学校办学条件有缺口,教学行政用房缺口2377万平方米,学生宿舍558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值38.3亿元,图书1.7亿册数,据估算,静态短缺投资308亿元。此外,有288所学校教学行政用房还可挖潜,扩容数可达32.3万人。 表1 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资源短缺状况统计(1999)
资料来源:《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统计》,1999. 教育经费短缺与结构性浪费并存,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面临的另一障碍。结构性浪费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比例过低,非直接教学人员开支过大;二是教育经费结构中与教学直接有关的业务费及教学仪器投入的比例过低,高等教育支出并没有集中用于教和学的质量改进上。据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专任教师占教职员工比例仅44.9%,其中比例低于40%的还有220所。教育经常性支出中业务费与设备购置费的比例仅占13.9%和12.8%,其中业务费比例低于5%的学校还有140所,设备购置费比例低于5%的有80所。随着生均成本上升,业务费比例反而明显下降,表明高等教育支出增量部分并没有集中用于教和学的质量改进上。 4.可持续快速发展与体制创新。 要缓解这些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特别是如何充分应用行政配置和市场配置两种手段千方百计扩大教育资源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尽快地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公共财政体制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当前,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有三条途径,一是加快办学体制改革,鼓励多种体制办学,扩大高等教育供给;二是加大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力度,适当提高学费占生均事业性支出比例;三是进一步加快后勤社会化步伐,扩大校园服务社会化范围,形成高等教育服务产业。鼓励多种体制办学,可以扩大供给,但不能解决公立高等学校资金短缺和效率问题。加大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力度,学费占生均事业性支出比例由25%上升至35%,从筹资角度看增加资金的余地不大,而且不能解决建设性投资问题。从后勤社会化起步,扩展至校园服务的社会化,进而形成教育服务产业,并建立多元的建设性投资体系,或许是公立高等学校解决投资短缺和结构性浪费并存矛盾的一条途径。培育和发展高等教育服务产业涉及到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重构,更涉及到国家的产业政策,在理论上和体制上迫切需要有所创新,进而指导改革实践 二、提出高等教育服务产业的理论依据 1.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前置性产业属性。 (1)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高等教育已成为经济长远发展的发动机,70年代以来一度主导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适度发展”理论正受到挑战。适度发展理论与对高等教育总体需求的估计有关,在工业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会带来经济对高等教育总量需求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产出下降,导致“知识失业”。20世纪最后十余年关于新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人力资本具有全经济范围的溢出效益,传统的经济模型偏重于个人投资报酬,这大大低估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达国家20世纪人力资本存量增长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但并未出现因人力资本过剩导致的收益递减,这表明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90年代以来国际高等教育发展主要矛盾不在于总量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或结构性需求不足,这就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供了经济理论支持。 (2)公共经济学研究表明,公共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随着经济发展和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等基本生活需要的开支比例越来越小,而用于精神需要的开支比例越来越大。现代社会的公共产品一般均不属于生活必须品,当个人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人们就越需要公共产品服务,医疗保健、教育、社会保险、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优效型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就开始“侵蚀”和“挤占”消费结构中私人产品的相对份额。公共产品的社会需求的急速扩张,成了推动公共支出不断膨胀的原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