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思想中，无论是赫尔巴特还是杜威的体系，也无论是我国近代的蔡元培、陶行知还是当代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两个方面的问题来立论的，即一方面是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培养专门人才的问题。尽管由于他们所属的时代不同，其主张也总是互有差异，但其思想总是围绕着这二者的辨证关系来展开的。如果我们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视阈”（德语：Horizont der Lebenswelt）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里涉及到把具有专门的知识人才的培养与一个更广的“生活”领域中的科学相联系的、并且似乎是必然的关系。这就是说，“又红又专”这样一个高度概括的表达，涉及到一个必然的关于二者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仅仅是人们的某种主张。这关系到我们的教育理论的根本原理和应当遵循的根本原则问题。 约根·米特尔斯特拉斯(Juergen Mittelstrass 1936-)是一位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康斯坦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继承了德国爱尔兰根学派的研究方法，又隶属于建构主义科学哲学学派。他的著述很广，但核心是关于科学的哲学问题。他著有《拯救现象》(Die Rettung der Phaenomene)、《古代研究原则的起源和历史，近代与启蒙》(Ursprung und Geschichte eines antiken Forschungsprinzips,Neuzeit und Aufklaerung)、《科学的可能性》(Die Moeglichkeit von Wissenschaft)和《作为生活方式的科学》(Wissenschaft als Lebensform)等等。在后两书中有数篇论文涉及到科学与高校教育的关系问题，主要有“科学、教养与地区”(Wissenschaft,Bildung und Region)、“作为科学改革的大学改革”(Universitaetsreform als Wissenschaftsreform)和“作为生活方式的科学”（与著作名同名）等。米氏论证的根据属于先验哲学，但他的论述重点却是现实的。他从生活视阈出发，把“科学”理解为与专业化概念相对却包含专业化的具有“规范”(Normativ)功能的人类理性事业。在此基础上，他把大学教育也看作是在这一维度上具有“普遍性”（理想视阈）与“历史性”（如现代工业文明）相统一的事业。他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大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本文从米氏关于科学的概念、教养与教育的关系、学院化与专业化问题和大学与地区性关系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介绍，最后做一个简要的评价。 一、米特尔斯特拉斯关于“科学”的概念 米氏关于“科学”的理解是从它的特定视阈——生活视阈出发的。“科学”(Wissenschaft)在德语中就是关于“知”(Wissen)的学说，它是人们在生活中关于从“不知”到“知”的一种理性的意识，即一种“按照根据”(Begruendungsorientiert)的行为。在古希腊泰勒斯那里的几何学（注：《Moeglichkeit》p32），本来是人们生活实践的产物：它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地丈量土地等等——这便是一种“有根据”的、理性的行为，而与仅仅凭经验的行为区别开来。从此出发，科学便是人类主体的“自主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即一种真正的“理性”(Vernunft)。米氏说：“在对于科学和社会的反思中，本质上是关于这样一种理解，即科学首先服务于下列目标，即把关于我们生活状况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在自主的生活方式的观念之下进行组织。”（注：《Lebensform》p102）始终把握科学中的这种“生活方式”的维度，是米氏关于科学的观点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理解他的科学观的基本出发点。上述所提及的他的几篇关于科学的著作和文章都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 到了19世纪，科学中的“技术维度”被普遍化了，因而科学在人们的理解中丧失了它原初的生活方式的维度。这样一种“科学”被人们看作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活动，人们不再询问使之成为可能的那个“生活”维度根源。因此，今天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新探索科学的“可能性”。（注：《Moeglichkeit》p36，米氏关于科学“可能性”的理解与康德的先天形式的科学“可能性”是有区别的。米氏主要站在人类学的历史建构主义角度看待科学的“可能性”，因而他说：“现在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关于科学在所有情况下如何也是可能的问题，而仅仅是它如何事实上变得可能。”）它要对科学现象进行发问，要洞见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即它不是像吃饭、喝水那样是自明的。米氏说：“人们不仅从事农耕和商业，而且也恰巧从事科学，这绝不是自明的；它仅仅是对于那种在很长的科学传统中已经存在的东西而言是自明的，这一传统对于科学的起源已不再提问。这就是说，科学的可能性必须是表达性地（Ausdrueklich——按：该词与语言相关——引者）发现的，而对于一般科学的可能性的发现，就是我们认为是希腊人的天才行为的东西。”（注：《Moeglichkeit》p30）这种从生活视阈出发语言性地发现科学的过程，是希腊人科学（哲学）观的基本视阈，也是米氏关于科学的基本观点。这种科学并不是与普通人那里的科学不同的另一种科学，而是被重新置于一个原初的“生活视阈”中的科学，是一种视阈的改变。在这一改变的视阈中，科学自身的某种绝对性消失了。而在今天技术维度普遍化视阈中的“科学”，是某种被遮蔽了什么的东西，因而在米氏看来，就需要一种新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