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7X(2001)02-0010-05 学术，按一般的认识，是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1]。学术活动是对某一学问的系统探索，而某一学科、学问都是由自己的概念，并与这些概念相适应的基本定律（判断）以及运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而构成的体系。爱因斯坦在《理论物理学的方法》中讲到：“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和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定律，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三者所构成的。”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动在西方大学中一般称作科学研究，并且与教学、社会服务等构成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既如此，就要思考大学教师在从事学术活动时应具有的学术态度、学术品质。 一、学术观念培育的传统反思 规定大学的科研职责成了现代大学兴起的象征。大学教师与学术研究有了内在的关联，然而对这种关联的看法受制着一定的学术观念，也形成一定的学术观念，包括对学术的认识、学术态度、学术情感、学术精神。那么教师该培育什么样的学术观念呢？学术观念的变化发展是历史地阐明着的，但当下，流存于大学教师中的学术观念渗透着矛盾和困惑。 变动的社会及科研的风险使教师有了守成与创新的矛盾。社会的改革、开放是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态势，这使社会中的人的地位、角色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人总是处在稳定与不稳定中，这就构成了对教师是否愿意终身从事科研工作的挑战，而且社会的变化不只是诸如工作环境、职业等有形物态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知识更新和信息处理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快速变化，这为科研工作带来了不确定性。同时，科研活动本身就具有风险性，有了风险，也会激励一些教师去探索，但有些教师面对风险则会“三思”，愿意按一贯的做法，写几篇文章、评评职称就完事。 把学术活动内容、对象作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分割，原本是依附知识和学科内在逻辑发展而做出的区分，但社会对它们的不同的需要方式和不一样的回报，使从事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教师有了义和利的困惑。长期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是为社会、国家的“义”而献身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始终是知识分子行动的准则，然而市场社会涌动的是对利益、效益的追求，不主张教师把目光盯在物质利益上，但也不能不正视教师受到经济中心主义的影响，出现了技术主义、物质主义所引起的负面效应。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义、利之争一直在左右着大学城里的教师思维方式、行为选择，不同专业、学科的经济效益的差距所引发的心理的不平衡，刺激着不少教师直接务利而虚义。汪丁丁在反思香港培养学术中心困难的原因时，认为第一项因素就是“香港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是商业导向的，不是人文发展导向的”，他还引用珀特尔的话说香港还处于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能否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如日本和德国）和最终进入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如西欧各国），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香港缺乏对基本问题研究的市场需求。这虽是对香港做的经验分析，但暴露着市场社会与学术活动的某种关系，值得深思。 更为深层次的是陷入了对学问的困惑，做学问意义在于学问本身还是迁移为别的（这里不妨也可用“学问的异化”）？无思想的学术人实在是真实的写照。教师做科研应该说是为了知识的传递，并发展着知识，在这过程中改造着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是基于这一点，大学被作为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大学被称作是大师之学，由此也赋予大学的神圣性。然而，这样的传统对现在在做学问的还有多少约束力呢？对学问意义的迷茫，实际上是学问的主体——教师在失去自我，教师自我的裂变与社会物质主义、技术主义有关。现代社会在现代文明的包裹下，人成了创造物（特别是语言文字）的手段，人也是符号化的存在。在求索符号时，人也在符号化。所谓的数字化时代更是让数字来治理社会，意味着数字而不是人的地位，于是就能够理解流存于教师之中的一些与有“知识的人”的身份不符的言行。比如，把研究等同于写写论文，出现为论著、论文而做的学术活动。又如，比较喜欢去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而对应用开发研究并不认定是严肃学术问题。这种观念所产生后果的突出表现是学术活动与社会需求结合不够密切。一方面社会发展急需得到大学的（包含其他科研机构）科研支持，另一方面大学教师的科研成果又难以变成社会所需要的技术成果。众所周知，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与现行的教师科研评价方法、标准有极大的关联性。 教学作为知识传播的手段，是与科研紧密结合成一体的，然而对教学及对教学的研究是否作为教师学术活动的对象，尚有不同认识。在一般认识中教学被排除在教师科研活动之外，教学不是教师科研活动。其实这一观点蔡元培已进行过评述，他指出教师中存在着这三种人：“教而不学”、“学而不教”、“不教不学”。教而不学是不搞学术研究，年复一年捧着过时的讲义照本宣科；学而不教，虽学有所长但却不谙教学方法；不教不学，对于本门学科既无透彻了解与持续研究，又不谙教学方法。他希望教师能既教且学，“又教又学”[2]。所以对“如何传授知识”本身就值得研究，教师不仅在教，而且应该会教，把“教”统合在学术活动之中，在知识社会尤其重要。随着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社会对知识依赖程度加重，自然需要探求合乎规律地、合理地、有效地提高知识获取的手段、方法。不这样的话，知识传承能真正实现吗？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在《培植创新头脑》的文章中提出培养的学生须会提问题。提问题是创新的开始，问题问对了就相当于一半的创新完成了。而现在的学生不会提问题，原因在于知识摄取基于处于被动，属于维持性学习，教学侧重于死记硬背，教师原封不动地灌输现成的知识，学生机械地背诵。这种状况必须要改变，改变者首先应是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