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个有才能的报告文学家，也应该为读者创造出成功的典型形象。典型性应该是报告文学的“徽章”，只是报告文学的典型不属于虚构性典型，而是属于纪实性典型。报告文学只能依实选择，即以真实性为前提。这样，报告文学的典型就只能是一种原型典型。因此，作者首先要把握原型的共性意义。同时，报告文学的典型，除人物典型外，还有各式社会典型。典型是个性和共性的高度统一。作者确定了原型所有的共性之后，就要专注于其个性，其独特之处。因而报告文学的二度选择，更重要的工作是个性的选择。这种选择，主要表现在角度选择、主体截取和细节选择三个方面。 一、典型性：报告文学的“徽章”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说：“创作的新颖性——或者，勿宁说创造力本身——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即在于典型性；假如可以这样说，典型性就是作家的徽章，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①报告文学虽不同于小说，但对一个“真正有才能的”报告文学家来说，他也应该为读者创造出成功的典型形象。 何谓文学典型？通常的解释：“典型就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学形象……是根据生活的真实经过集中、概括、虚构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②据此，不少作家和学者将作品的纪实性与典型性对立起来，否认纪实作品中典型和典型化的存在。列夫·斯泰就断定：“……假如直接根据一个什么真人来描写，结果就根本成不了典型，只能得出某种个别的，例外的，没有意思的东西。”③国内研究报告文学的学者尹均生也坚持认为，写作报告文学“不允许搞艺术‘典型化’”。④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虚构是不是塑造典型的必要条件？纪实性作品能不能进行典型化的工作？这就涉及到典型的观念问题。从典型的功能考察，我们知道它通过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以揭示生活的丰富性和普遍规律，反映社会和时代某种本质和进程。虚构、想象、提炼、集中等是实现典型功能的基本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典型的塑造也是这样，并不是所有的典型都必须采用虚构变型的手段，那种反映真人真事的作品也有可能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因此，我以为按典型生成的不同方式，可以将它分成虚构性典型和纪实性典型。对纪实性典型，茅盾先生曾有过例说：“关于真人真事与典型性的问题，好多同志有这样的感觉，作品的人物又要真人真事，又要典型性，似乎不能两全似的……然则真人真事与典型果真有矛盾么？事实上并不如此。例如苏联的《铁流》、《夏伯阳》、《青年近卫军》等作品，其中主人公都是真人，写的也真有其事，但你能说人物的典型性不够吗？当然不能。所以写真人真事也可以有典型性，问题在于怎样写。”⑤茅盾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它反映了文学创作的实情。从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看，商品位的作品往往表现了生活中真实的个性鲜明的而又富有广泛概括力的文学形象。《包身工》、《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年颂》、《她的中国心》等作品的人物，就成为概括一个时代，一代人，一类人风貌品性的典型。这些形象极大地丰富了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具有很高的认知价值、审美价值和教育意义。因此，纪实性作品（报告文学）不是不可以表现典型，也不是没有典型化的工作可做，只是报告文学的典型为纪实性典型，它自然有不同于小说等虚构性典型的独特性。这正是我们研究报告文学典型化课题的意义之所在。我以为作品有没有典型以及表现典型的成功程度，应是评估报告文学质量的主要尺寸。典型性，亦应是报告文学的“徽章”。 二、原型发现：共性意义的把握 报告文学的典型，是纪实性典型，它与小说典型生成方式的迥然相异之处，即在于小说可依据艺术真实的原则，或“杂取种种”化众为一，或基于原型再进行艺术虚构。而报告文学只能依实选择，不允许为了形象的典型性而牺牲它的真实性。真实性是典型性的前提。这种真实性并不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而是表现为定位真实（有人物事件的实体）、细节真实（排斥局部的虚构）和本质真实（正确地反映生活的某种规律）这三维合一的“全息真实”。这样报告文学的典型就是只能是一种原型典型。这正是报告文学典型构成显著的特点。而报告文学典型表现的最大难点也就在这里。 比之于小说的典型塑造，由于报告文学典型的原型性，所以其艺术创造的区域大大地缩小了。作家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只能在既定的笼中飞翔。在典型塑造中，小说家的功力主要显现在艺术创造上，而报告文学家的本领则主要在艺术选择中得到显露。而艺术选择的关键，首先在于作家能否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原型。如果原型本身包含着某种典型意义，那么只要经过作家精细的典型化处理，原型就会转化为典型；反之，如果原型本身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和概括力，那么，由于报告文学严格的生活真实的限制，先天不足的原型就不能 发育成为真正的文学典型。在创作中标有“报告文学”字样的作品成千上万，但真正品位高卓的创制为数甚少。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少作者不注意发现和选择报告对象的典型价值，常常网罗万象而菁芜不辨，有时还出现了题材上的“一窝蜂”。这样，就使报告文学的典型塑造失去了坚实的基础，使作者艺术选择的工程因“原材料”的内伤，而不能实现其优质的目标。正因为这样，所以有经验的报告文学家非常注意把好作品的选材关。黄宗英说：“我有几不选：1、大伙儿都嗡着去写的题材，再动人，我不选。……2、别人写过的，我一般不选……3、别人觉得重大，公众舆论也认为重大，而我实在找不到感性的桥梁、媒介可化为已有者”⑥不选。由于黄宗英坚持“几不选”，所以可能保证她创作时“进货”的基本质量。 文学典型是既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又具有深刻的概括意义的艺术形象。因此，作为报告文学典型构造直接而唯一的材料——生活的原型，就应该是寓共性于个性之中的原型。从创作的实际情况看，当作者还没有深入采访对象时，他当凭借独特的新闻敏感，首先把握原型的共性意义，把握进一步采访的价值尺度。这种把握对创作全程的影响至关重要。因而特别需要作者对事物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此外，原型共性意义的发现，还需要作者拥有宏观思维的习惯和能力，即作者应善于将一事物寓于它的宏大背景中进行观照和透视。如果就事论事，就对象观察对象，那么就很难发现对象背面蕴藏的深层意义。而这种深层意义，往往就是反映事物本质的典型意义。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约而写的。但当时作者的家人、朋友以及陈景润单位的一些同志都劝徐迟不要写，但作家还是坚持采写了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开山之作。作品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它表现了陈景润这样的典型形象。而作者当时之所以不顾他人的反对，采访有争议的人物，也是因为他慧眼识珠，将陈景润科研的成就置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加以考察，从而发现这个在当时还为人忽视的原型本身所禀持的典型意义。作者视陈景润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通过特定的人物概括出“中国牌”知识分子的共性：这就是虽境遇艰辛，却忠贞赤诚，潜心事业，矢志报国。同时，作者还洞察出原型中的批判功能。陈景润的事迹是对林彪四人帮攻击献身科学的知识分子是走白专道路谬论的彻底否定。《哥德巴赫猜想》采写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开元。此年三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联系这样的大背景，作者表现陈景润这样的人物就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