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作家对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选择和汲纳，其实质是对西方学说一次充满主观色彩的阐释。选择主体原生的思想结构和先在目的引发了这一选择冲动，并经由创造性地运用和演化，使这一意在揭示人的非理性自然本能和无意识心理过程的西方学说，被诠释为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社会学说而最终同新文学反封建思想启蒙的主题达成了冥契。 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东西文化汇流中揭开自己辉煌的一页的。在这一新思潮呈百川汇流之势的时期中，一些新文学作家曾一度把眼光投注于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美学中影响极为深广的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并汲纳之，为其进行反封建思想启蒙所用。问题是：这种意在揭示人的非理性自然本能和无意识心理过程的精神分析学说，又是怎样同充满了理性精神的新文学反封建思想启蒙主题达成冥契的呢？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并结合精神分析学说在初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演化、消长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走向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了解，更有助于我们去发现在两种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主客体互择时，一种带有社会文化心理特征的内在规律。 一 首先，有必要对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出一些诠释。就总体而言，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可归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一流。人本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经过了它的古典主义时期，至19世纪中叶，已发生某些质的变化，其思潮流派虽同古典理性主义思潮一样，强调人的核心地位，但在其自然观上，把人抽象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把人的各种非理性的生理、心理功能视为人的本质，并使其普遍化，上升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衍变基础上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学说。这一学说认为：人首先是一种生命存在，因而人的本质就是与存在原则相一致的生命本能。弗罗依德把这种生命本能解释为归属于无意识心理层次的性欲。“人类最深刻的本质在于初级的，自发的本能动力，这些动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同样的，它指向一定先天需要的满足。”①由于受现实原则（指社会意识，如伦理、道德、法律、习俗等）的制约，得不到满足的欲望被压抑在无意识领域里。如果这种被压抑的“力必多”（Libido，指性本能）得不到正常的宣泄或附加到别的活动中去，实行“强而有力的转移”，人的精神和生命系统就会遭到破坏。在日常生活中，人的言行被认为是无意识本能渴望得到满足的变相显现，梦即是一种在意识（指社会意识）监视松驰的情况下“实现了的欲望”。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一个很显著的贡献在于：它系统、完整地提出了“无意识”理论，并以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证了人的自然情欲“指向满足”的愿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 但这一强调人的自然本质的西方学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经由选择主体的阐释，被诠解为一种社会学说，并大量地应用于文学创作，成了一种弘扬人性并藉以进行反封建思想启蒙的武器。我们通过对一些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剖析，不难窥见这种主体的阐释过程。 一是这类作品往往用炽热的情感，大胆地袒露人的非理性情欲世界，活生生地写出人被压抑的自然本性，作为一种对现存意识的反叛。 在郭沫若的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主人公“我”为一个卖甜食的姑娘所迷恋。于是他的内心世界便交织着一场情欲和理性的酷烈搏斗。他“感应着一场无可名状的焦燥和不安”，一次次费尽心机寻找借口窥视姑娘的容颜。回到家就象走进一座森严的教堂，妻子就象“一幅中世纪的圣画”，处处使他感到一种社会理性的压抑，而那姑娘就象动人的“玫瑰色的春郊的晴霭”。他拥抱着妻子，就象“抱着圣母的塑象驰骋着爱欲的梦想”。这种近乎无奈的性格二重分裂，无不显示着无意识本能同意识中的道德观念的剧烈冲撞和抵牾。一方面是出自本能的渴求，另一方面是皈依道德的自责。灵与肉在欲念和理智的双重鞭打下痛苦不堪。“我”终于熬不住这双重的挤压，最终只能走向自毁肉体，寻求内心永恒平静的末路。在这里，作者借助自己的笔，敲开了一把传统道德的锈蚀的锁，向人们敞开了人类自我的另一个隐秘仓库——自然人性的我。而在郭沫若的另一篇小说《叶罗提之墓》中，主人公叶罗提在少年时代便对堂嫂产生的一种恋情，总是云缠雾绕般地控制着他，以致于他觉得“世间上的一切都好象逼迫着我，我自己也逼迫着我，我好象遭了饥荒一样”。和《喀尔美萝姑娘》不同的是，叶罗提终于在精神上获得了嫂嫂的恋情，而把肉体的情欲深深地压抑下去。当嫂嫂早夭时，本能欲望在精神上的实现亦随之溃散，最终是精神连同肉体的一起被埋葬。在这里，叶罗提之墓似乎是一个象征：它埋葬了一个尚不为人知的被压抑着的自然人性。 同样是大胆的暴露和渲示，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则更充满着情欲的震颤和自然人性被扭曲的苦闷：“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②，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主人公那压抑的本能欲求就象一个灰色的幽灵，在现实压抑的泥沼里徘徊、游荡。他那一系列孤苦、超常、变态的性心理过程，实际上是在非正常的封建原则钳制下人性的一种常态。 二是有意识地运用弗罗依德的学说来解释作品人物的行为动机，以闪烁着新人文精神之光的“自然人”来对抗封建原则的“社会人”；或是沿用这一学说的理论，揭示一类道德化人物的潜意识心理，以显示出道学家的虚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