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诗史上，不少有成就的诗人都在其艺术探索过程中，对新诗的人格精神进行了精心营构。臧克家这位在新诗史上驰骋六十多年的老诗人，更是以其独特的审视领域和艺术追求为新诗人格精神的强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研究臧克家和其他一些有成就的诗人为强化新诗的人格精神所做的努力，对于我们全面把握新诗的主潮和探索未来新诗的发展路向，都是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的。 一、宏观考察：臧克家诗歌的人格基础与人格目标 臧克家走上诗坛的时候，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杂志诗人群等的遗风尚未完全消失。这些诗人在新诗艺术上进行过艰难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应该承认，有些诗人在创作中缺乏对时代、民族的关照，缺乏对现实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这不能不使新诗一度陷入低谷之中。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诗歌有其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从历史上看，任何时代的优秀诗歌总与时代的主潮相契合，展示着大多数人的思索与愿望，即所谓“话到沧桑句便工”。在二十年代后期，由于一些诗人钻进“自我”的小天地，对时代、民族关注不够，使新诗出现了过多的颓废、感伤的情调，面对苦难的现实，它无法引导人们为着某种共同的理想而奋斗，无法给人们以人格上的启示与诱导。 臧克家一走上诗坛，便采取了与之不同的人生态度与艺术态度，他对当时的颓废、感伤情调十分不满，他说：“诗做得上了天，我也是反对的，那简直是罪恶！你有闲情歌颂女人，而大多数的人在求死不得；你在歌咏自然，而自然在另一些人饿花了的眼里已有些变样了”。他认为“纵不能用锐敏的眼指示着未来，也应当把眼前的惨状反映在你的诗里。”①他主张诗人应该直面现实，特别是惨淡的现实，而反对“闭下眼睛，囿于自己眼前苟安的小范围”②的那种“象牙塔”式的艺术追求。从一开始，诗人的视野就是极开阔的，关心下层人民特别是他所熟悉的农民的处境和命运，这在当时是颇具特色与个性的，诗集《烙印》出版之后，茅盾便指出：“我对于诗集《烙印》起了‘不敢亵视’之感，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③同时，臧克家的诗美追求为中国新诗中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现实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关照是臧克家诗歌人格精神发展的基础。虽然他在创作初期的诗歌追求还带有一定的矛盾性，但是，由于诗人对下层人民的了解和直观的感受使他对人民的同情大大强于对个人悲哀的关心。他曾说过，诗人应当“把自己的心放在天下痛苦的人心里，以多数人的苦乐为苦乐。把自己投到洪炉里去锻炼，去熔冶。”④这种追求是与诗的艺术潮流相一致的，它不是要诗人放弃自己的艺术个性，而是要通过诗人个人的声音传达更多人的心灵之声。换言之，臧克家主张诗人要以开放的观念去拥抱这个世界，而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并且，诗人要传达众人的声音，而不能只在个人的小圈子里浅唱低吟。诗是有个性的，但它拒绝个人性，优秀的诗人与诗歌总是与时代进步的潮流结合在一起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生活与心理基础，臧克家十分注重诗人的人格修养。在1935年，他就说过：“伟大的诗人，才能做出伟大的诗篇。”⑤他认为诗人应具有“伟大的灵魂”和“极热的心肠”，“须得抛开个人的一切享受去下地狱的最下层经验人生最深的各种辣味”，“诗人要以天地为家，以世界的人类为兄弟。”⑥这些观念虽然还有些空泛与模糊，但诗人基本的人格追求已形成了，这种追求主要来自诗人的切身体悟，具有自发性，然而也具有真切感与深刻性。当时代的发展呼唤诗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时候，臧克家便把这种自发的体悟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把诗歌与时代紧密相联。1937年5月抗战前夕，他就指出，“因为时代是在艰困中，我们需要大的力量。”⑦这种“力量”就是一种人格的力量，就是诗人对民族命运的正面关注。诚如诗人在1947年所说的：“在今日意义上的‘新诗’，语言的近代化、口语化是必需的，而最主要的还是内容方面强烈的时代性－－也就是斗争性。”⑧他要求诗人“革除了旧时代诗人孤芳自赏或自怜的那些洁癖和感伤，剪去‘长头发’和自炫的那些装饰，走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做一个真正的老百姓。”⑨可以说，臧克家自发的对时代的关注经过时代的洗礼，已发展成为自觉的艺术追求，这一追求成为他终生的艺术目标。 在新的时代，诗人早年所面对的那种忧郁与苦恼早已荡然无存，这个时代与诗人的人生期盼达成了一致。因此，在新的时代里，诗人早年的忧郁与苦闷已变成一种正面的赞颂。这种赞颂仍然是发自内心的，从人格精神上看，先前的忧郁与斗争是在抗争的环境下产生的，而后来的愉悦是在和谐的环境中生发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格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臧克家的诗歌历程实际上就是诗人人格的发展历程，他的诗歌是诗人人格的艺术表现，体现了诗人对民族的深沉之爱，体现了诗人对美好的人生与美好的时代的热切呼唤与赞美。从诗人漫长的创作生涯和丰富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臧克家的诗歌有开阔的视野，在开阔的视野之中，诗人以自己崇高的人格建构了他的诗歌的人格精神，这种人格精神，可以大致地概括为：求真、求善与求美。 早在四十年代，臧克家就谈论过他对诗歌的真、善、美的追求，他认为，“‘诗’，必须是真的，感情不能杂一丝假，‘真’才能感动自己，而后再去感动别人。”在谈及诗的“善”时，他认为“这是从它的本身和它的作用双方面着眼的”，诗必须“有益于人生，有补于生活”，“必须领导着人类挣扎，斗争，前进，一步一步领导着人类向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关于诗的“美”，他说：“是指着恰好的表现配合了恰好的内容而融为一体说的。这包括了音节、字句、结构，这包括了诗之所以为诗而从文学其他部门区别开来的一切条件而说的。”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