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在他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从诗才焕发的青春年少，到诗情不衰的耄耄高龄，始终是在诗的轨道上驰骋，“新诗旧诗我都爱”，表明他是传统诗歌与新诗之间的传棒接力者。时至今日，还有人竭力把中国诗写得象翻译成汉语的外国诗，而三十年代初的臧克家，却是入手便将新诗写成道地的中华民族的诗，中国农民的诗，出身于中国农村，有一身泥土味的知识分子的诗，以至闻一多先生在为他第一本诗集《烙印》写的序言中，将他与唐代的孟郊相比，因为《烙印》中所表现的“生活”正是中华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艰难生活，“这可不是混着好玩”的生活。臧老的诗，从一开始，其内在的意蕴便是中国的，有着民族化的深深烙印；在诗的形式方面，臧老又写的是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式的新体诗，并且多是与传统形式大相异趣的自由体诗，他不写与传统形式较为接近的齐言体或民歌体或词曲体的新格律诗，更不仿作西洋的格律体诗。我们将他的作品置于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乃至稍后出现的艾青等诗人的作品之中细细品味加以比较，便会感到他的诗中国味特别足，绝非传统诗词又令人联想到古典诗词的韵味，既是不受任何固定格律约束的自由体但又没有丝毫洋化迹象，是确确实实地彻里彻外地中国化了、民族化了的中国新诗。六十余年后我们回首检阅一下中国诗坛的芸芸众生，可否这样说：臧老的诗是中国新诗民族化最突出的典范，或者说，是最早树立的典范。当然不能说他在中国现代诗坛一枝独秀，但谁也不能否定此人此诗唯在“国花”之列。 这不足怪，因为臧老从他写第一首诗始，就是非常自觉地走新诗民族化的道路，有着非常清晰的民族的审美意识，他自己说过：“我很喜爱中国的古典诗歌（包括旧诗和民歌），它们以极经济的字句，表现出很多的东西，朴素、铿锵，使人百读不厌。我在初学写诗的时候，就有意地学习这种表现手法。”（《臧克家诗选》1956年版序）臧老没有出国喝过洋墨水，但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中国古典诗歌知之甚多，研之甚深，品之甚精，在当时，有如此功底之人多入写作旧体诗词之圈，流连风雅，但臧老却不，他心中最爱却不从事所最爱，毫不保守地拼弃他所最爱的旧诗的形体，吸取传统的营养，营造新的形体，终于使他的心血创作免于成为传统诗史的“回光”（他晚年创作的旧体诗，其功力及作品的优秀程度，使他置身于梁启超、柳亚子、陈衍之列毫不愧色），成为了中国新诗史上杰出的一大家。 臧老的诗之所以最具民族化特征，“化”里且“化”外，我品其诗之精华，觉得最主要之点就在于：其里曰“意境”，其外曰“炼字”、“炼句”。里外结合，交融契合于一，其民族的气质、气派、风格、韵味等等，便不可移易了，犹如一个孩子在中国母亲的腹中孕育，出生之后说的又是母语，便只能是一个中国孩子。 记得我还是读初中时，初次读到《难民》中“日头坠在鸟巢里，／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把这群人度到这这座古镇上”等诗句，我们眼前立即展现出一幅古镇黄昏难民满街的图画，我好象也身临其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诗的艺术境界之魅力。臧老初写诗时，就是自觉地着力地追求并创造诗的意境美，他说过：“诗人饱和着思想感情，把客观事物的感受造成优美的意境。”又说，炼字炼句都是为造成诗有意境，“如果意境不高，徒然在字句上下工夫，那只会显现匠气，却不能创造出动人的佳句来”。（《学诗断想·推敲》）诗的意境说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可谓源远流长，汉代《淮南子》就有“览物之博，通物之壅，观始卒之端，见无外之境”的发明，唐代“诗境”说已经成熟，为唐诗走向诗艺高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诗家夫子”王昌龄将诗境分为三种类型三个层次，即“物境”、“情境”、“意境”，后者高于前者。读臧老的诗，我觉得他很少模山范水、状景写物的去“造成”物境，他更多是触物、触事生情而呈现情境，或是经思想的升华、表现生命的体悟而上升到意境。以他的早期诗言，《难民》、《洋车夫》乃至脍炙人口的《老马》，表现的都是一种特定的“娱乐愁怨皆张之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的情境，难民沉默的场面，洋车夫“呆着象一只水淋鸡”，老马的“有泪只往心里咽”，实际上都是诗人“深得其情”而有此悲怆的笔墨。臧老是一位情感丰富但又富于理性、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诗人，更多的是“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而“得其真”，于是《天火》、《不久有那么一天》、《生命的叫喊》乃至写人物的《炭鬼》等篇章，皆显示诗人“捣碎这黑暗的囚牢／头顶落下一个光天”的愤世之意，从而落得了壮美的意境。这种情境与意境的创造，恰恰是诗人深深植根于中国农村土壤之中结出的诗葩，臧老自己说过：“对于出现在我的诗篇里的那些人物，对于乡村生活的景象，我不是偶然遇到他们，或是过眼云烟地接受一点浮薄的印象，然后凭想象去把它创造成诗的。不是的，活在我诗里的那些农民形象，几十年就活在我的心上；展开在我诗里的那乡村生活的图景，几十年来从没有淡忘过。”这就是臧老诗的意境之本，铭刻在心上的东西自然也就凝定于作品之中，“深厚的生活才是诗歌最肥美的土壤”，这是臧老的艺术真言！ 不只是写农村生活的诗，其他题材的诗作，臧老同样注意创造或壮美、或优美、或博富、或深邃的意境。他写军旅生活的诗，使我联想古代的军旅诗或边塞诗，《从军行》的激昂，《壮士心》的悲慨，《兵车向前方开》的英武，《匕首颂》的冷峻，无不是爱国抗日志士的心境坦荡表现。《运河》、《血的春天》以及《大别山》、《马耳山》等较长的篇什，则展开从诗人壮怀激烈到祖国壮丽山川的雄浑之美。诗人运用多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和创造诗的意境，长诗《自己的写照》更多的是直抒胸臆，感情的直写；而《春鸟》则以春鸟为一个活跃的生命的意象，映衬自己有“早醒的一颗诗心”可是“喉头上锁着链子”的痛苦心境；《依旧是春天》则以纯净优美的景物描写而“感时”，蕴含国难深重的忧愤于字里行间，却不着迹象，完全符合古代诗人所追求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境在象外”，从而使此诗大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这样的诗，在臧老的诗集中常常遇到，令人品味不尽。他在1956年写的被著名诗人张光年赞为“真正的艺术品”的《海滨杂诗》，首首短小精炼，首首都以有悠远的意境取胜，如《会合》仅三句：“晚潮从海上来了，／明月从天上来了，／人从红楼上来了。”此种境界简直就是司空图所激赏的“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廿四诗品》），不着意营造，而最美的境界宛然天成。又如另一首《一瞥》也只有四句：“海水蓝，天色蓝／一片蓝色分不开边，／它作了一个少先队员的背景，／她的红领巾红得比虹还鲜艳！”大自然与人、静与动，对比分明的色彩，经诗人妙手融合，其境之美完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这样的典范之作，在《凯旋》组诗中也有，读之感到美不胜收。臧老不少有关人生思考的诗篇，具有大科学家钱学森所标举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最高的台阶，那是表达哲理的、陈述世界观的”即有很高的哲理境界，建国前写的《忧患》、《无名的小星》、《星点》、《星星》等，已颇富哲理意味，诗人对于星星的连贯思索，后来终于来了一次飞跃，强度的升华而写出了家弦户诵的《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不是物境，不止于情境，而是达到了意境的高层次－－哲理化境界：“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这首佳作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心中，它激励着多数人“更好地活着”，以至在1976年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诗潮中，有两位青年女工把这首诗抄在黑板报上，引起了革命群众热烈欢呼和“四人帮”爪牙的极大恐惧（见《学诗断想·〈有的人》的遭遇》）。哲理化境界的呈现，使这首诗超越了纪念鲁迅的具体事件，超越了对鲁迅个人人格的评价，获得笼括一切空间和时间的悠久的普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