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尊孔现象是一学术难题。从青年学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青年诗人郭沫若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诗人艺术化情绪化的曲解改造，他与“新青年”派的对立和封建旧营垒与“新青年”派的对立有着根本出发点的不同。郭沫若的曲解是一种新价值观创造的需要，他在孔子身上提取了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提供了观测传统的全新的眼光。但这种眼光当时缺乏实践有效性。 1919年底至1920年初，是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这期间，他写出了《女神》中无论思想和艺术都堪称当时新文坛最杰出的诗章。学术界公认，这一部分诗作最能代表“五四”的时代精神，最强烈地呈现了郭沫若蔑视传统、蔑视偶像的叛逆性格。可谁曾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激昂口号的呼啸声中，作为“五四”时代精神杰出代表的郭沫若，高喊破坏传统、破坏偶像的留洋学生郭沫若，却在给他的好朋友的信中大谈孔子如何伟大，其赞美的程度近乎无以复加。之后他又连续发表了数篇褒扬孔子的文章。70多年来，对于这一奇特现象，众说纷纭，有“发展说”、“矛盾说”……但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 一、作为青年诗人的“曲解” 对于这一问题的困惑也许首先来自于思维方式的简单化，即认为杰出人物正式发表的文字便是他全面思考的结论，便可以作为确定他当时思想的可以推而广之的依据。若发现以后的言论与之不同，便说成是“发展”；若发现同一时期的言论相互抵牾，只好解释成“矛盾”而空留困惑。其实，一个人的言论总是出自于特定的语言环境，总有言论者自己特定身分、特定前提、特定言论对象、特定言论出发点和特定的言论表达方式等一系列具体的规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对此作具体分析。 郭沫若这时期谈论孔子，其前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大抵被秦以后的学者误解了。”①郭沫若的出发点似乎是想把人们对孔子的误解纠正过来。可结果却是：他在纠正的同时自己又把孔子大大地曲解了。这种现象固然令人遗憾。但是，纠正一种偏颇的同时又走向另一种偏颇，这本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在青年人那里往往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又需要我们从郭沫若当时的特定身分来看他所理解的“孔子”。 孔子被郭沫若理想化了。他眼里的“孔子”具有以下特征：“球形的发展”的人；完全进入“自由”境地的人；将个性发展到极至的人；能自强不息、不断更新自己之人。不难发现，这时的郭沫若是在孔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格理想。而这种人格理想显然是出自于郭沫若此时作为“年轻诗人”这一特定身分的。当时的青年郭沫若，正处在从以自我为中心到摆脱自我为中心的转化中，处在从“权威危机”到确定人格楷模的过程中。此时，郭沫若显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而是以一个青年诗人的眼光看孔子。以这样的眼光看人，被观测者必然被涂上情绪化的色彩。这种情绪化的第一个表现是他象年轻人那样渴求人格的全面发展。当时郭沫若把孔子视为十分“圆满的人格”。他说“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有他Rantheism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Kinetisch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②。你看，为显示人格的“全”，郭沫若拔高了孔子在某些领域的成就（如作为科学家的成就），为强调“全”，郭沫若大量使用诸如“圆满”、“通人”、“精通”、“精透”等字眼。这都体现了年轻人思考问题不擅深思熟虑、用语常常缺乏分寸的情绪化特征。 这种情绪化的第二个表现是他象年轻人那样渴求人格的独立和自强。孔子在郭沫若笔下是“高唱精神之独立自主与人格之自律。他以人之个性为神之必然的表现”。他赞美孔子能不断地自我完善、能“不断地自励，不断地向上，不断地更新”③。“对于吸收一切知识为自己生命之粮食，他的精神每不知疲。他努力要作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是真的‘自强不息’之道。人生在他是不断努力的道程，是如哥德所思‘业与业之连锁’。休息的观念在他是死，是坟墓。……他投身于永恒的真理之光，精进不断”，“把自己净化着去”，“把自己充实着去”④。这时的郭沫若是在把孔子奉为人格神。这是年轻人习见的对于可望而不可及的伟大人格的向往。青年人本质上的展望性，使之特别向往“不断地自励，不断地向上，不断地更新”的人格精神。然而青年人本质上的意志脆弱性，又使之难以达到实现自我完善的境地。青年郭沫若在孔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种人格理想。于是，他不惜夸大孔子的自强不息精神。 其情绪化的第三个表现是他以自己的诗人之心认同孔子。孔子本是一个讲究“克己”、讲究秩序的理性极强的思想家。可郭沫若却淡化了孔子的这些本质特征，而强化了他的“闻音乐至于三月不知肉味的那种忘我ecstasy（引者注：‘迷狂’）的状态”，强化他生活中的诗意：言孔子“坐于杏林之中，使门人各自修业，他自己悠然鼓琴的那种宁静的美景；他自己的实生活更是一篇优美的诗”。他渲染孔子“对于音乐的俊敏的感受性与理解力”⑤。他将孔子的“克己复礼”解释为：“所谓‘礼’，决不是形式的既成道德，他所指的，是在吾人本性内存的道德律，如借康德的话来说明，便是指‘良心之最高命令’”。⑥总之，他淡化孔子学说（本质上）的理性、克制、集体主义等特征，强化了孔子身上（非本质）的感性、自由、个性主义等特征。这分明是把孔子形象做了诗人化的改造。 原来，“五四”时期郭沫若所谈论的“孔子”是以他青年诗人的眼光所“看”到的形象，是他理想中的孔子形象。只是我们自己把他笔下的“孔子”与“孔家店”里的孔子合二为一了。焉能不产生疑惑呢？ 也许有人要问：郭沫若此时看问题常带诗人的眼光是人所共知的，可他撰写那些褒扬孔子的文章时，他的年龄是在27岁至30岁。在那个年代这还算青年人吗？国际青年学研究界对“青年”的界定，主要依据三个方面：青年生理年龄，青年心理年龄，尚未获得职业和建立家庭。这时的郭沫若生理年龄处在“青年”后期，可他的心理年龄似乎还停留在“青年”中期乃至前期，虽然他已与安娜共同生活，可还没有结束学业。学生生活的延长和获得职业的推迟，使他依然保持着青年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结束留日回国以后，郭沫若才承受了来自求职和家庭的沉重压力，才开始出现了中年人的心理体验和行为特征。到40年代写作《孔墨的批判》时，表现出了中年人的成熟，论述孔子则显得客观、冷静而不象“五四”时期那么情绪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