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散文创作的发展一直比较稳健，水平也比较整齐，被视为收获至为丰饶的领域。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的这一结论，是从对散文创作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评估，特别是对五四时期散文质量的评估而得出的－－据统计，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中，小说，诗歌的出版量超过了散文集的出版量；但就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而言，散文小品的成就却超过了其它的文学样式。相对而言，散文创作所受外来影响也远比其它文体所受的外来影响微弱。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建设时期，不少散文作家在从事散文创作的同时，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更新观念，输入外国散文随笔理论。虽然就某些作家的单篇文章而论，见解往往不够深刻，观点缺乏系统性，甚至不无偏激和失误之处，但他们的意见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综合其合理因素，就初步构筑了我国现代散文的理论体系。 最早探讨现代散文革新的有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先驱者。但他们对散文的特性一时还界定不清，对散文语言提出的要求也局限于明白畅晓，简截自然；即重视散文语言必具的朴实美，而无意中却忽略了追求使读者获得高层次审美愉悦的深邃美。有人将胡适散文比喻为水晶球，虽然晶莹剔透，但细看多时就渐觉乏味，就是这种理论必然导致的后果。促使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性散文诞生的是周作人。论者多以周作人1919年3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祖先崇拜》为真正的白话散文，但周作人自认为这篇文章说得“理圆”而无“余情”。1921年6月1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美文》，公开提倡艺术性较强的散文小品。这种“美文”可偏重抒情或偏重叙事，也可抒情与叙事相夹杂，但无论属哪一种类型，都要以深刻的思想作灵魂，以真实简明为美学标准。周作人还指出，要给新文学开辟出这块新的土地来，既要借鉴外国的美文（如英国的散文随笔），又要继承古典美文，如“序”、“记”、“说”的传统。这篇文章虽然短小，却成为了现代散文观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建设方面，鲁迅也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率先在中国提倡闲谈体（或称娓语体）的散文。书中有一段话为当时的散文作者所广为传诵：“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在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家中，还有人强调散文的真情实感，有人强调语言的独特旋律，有人强调散文的时代脉搏，有人强调散文的确切思想，有人强调散文“美在适当”……直到1935年8月，郁达夫才对现代散文的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中指出，现代散文最主要的特征，是每个作家的每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家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气质无不在散文中得到纤毫毕现的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比小说更具自叙传色彩。此外，现代散文不仅题材的范围扩大，而且对语言的要求也很宽泛，既可以使用典雅文净的语言，也可使用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语言。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则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也就是说，散文作者要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和社会，使作品达到“一粒砂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的艺术境界。五四时期散文作家的上述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散文创作的繁荣。 就五四时期散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论，的确是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正如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一文中所概括：“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载1926年7月31日《文学周报》）比如，按题材划分，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议论散文，有胡适、瞿秋白、孙伏园兄弟等人的游记散文，有焦菊隐、高长虹、于赓虞等人的抒情散文。按风格而论，冰心的散文委婉雅丽，周作人的散文冲淡自然，许地山的散文联想丰富，徐志摩的散文词藻富丽，以至有时“浓得化不开”。以文体而论，则有闲谈体，随笔体，格言小诗体，自由体，抒情体……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为日后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作为五四散文传统，我认为最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是散文作家强烈的参与意识和人世精神。众所周知，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急邃变化，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剧烈，散文作家大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感时忧国，奔放峻急，高度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他们不仅以创作者的身份现身於文坛，而且往往以社会批判者、社会改革者的英姿屹立於思想文化战线，自觉承担起挽救国家危亡、激扬民族精神的历史重负。从本质上说，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散文家（包括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都是一些政治性很强的人物。所以，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是以议论性散文为发端，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社会》等政治色彩鲜明的刊物为阵地，并随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深入而繁荣滋长。五四散文作者群中，最光辉的代表就是鲁迅。在散文创作领域，鲁迅不仅贡献了堪称中国现代正宗散文的典范之作《朝花夕拾》和《野草》，而且又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散文形式－－杂文。这一文学形式一方面吸收了外来的essay（随笔）和feuilleton（小品）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和中国古代散文（如魏晋文章）的深厚基础相关连。杂文在鲁迅创作中占有极大的比重。鲁迅在他一生中，特别是在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将大部份心血倾注到杂文创作中－－他除了写过五篇历史小说之外，创作的几乎都是杂文。由於鲁迅把他那罕见的深刻思想，惊人的艺术天才，渊博的书本知识，丰富的人生体验，都凝聚在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因而使他的杂文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辉煌篇章，成为了中国现代散文难以逾越的高峰。无论对於鲁迅本人，还是对於中国社会、中国文化，鲁迅杂文的重要性都超过了他的小说和其它著作。如果离开了这些杂文，鲁迅作为文学家的份量就会减轻，甚至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伟大的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