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诗歌发展格局中的选择与定位 在当今诗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相殊异、相对峙、相混容的诗坛上，人们却能形成一种共识：李瑛是我国当代诗史上。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富有审美个性和艺术成就的优秀诗人之一。对于诗人论，至关重要的不是以见仁见智的殊途同归所能形成的艺术上的皮相认同，而是在历史与文化、诗学与美学的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对创作历程进行阐释。对于诗人，至关重要的是在诗歌发展的格局中富有清醒的审视能力，从而形成自觉的艺术选择。李瑛就是这样，他曾有过值得缅忆的昔日峥嵘，他伴随着历史的黎明登上诗坛，并以其情思真挚而细腻、笔致凝聚而舒展、意境清新而鲜活、色调明快而绚丽的艺术风格，为尚不宽广的新中国诗苑，增添了异彩芳芬。但是在前辈诗人眼中，他仅仅是位文学新人－－“我们的革命军队是一个伟大的熔炉，单从文学上说，这些年来，从中锻炼出了多少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李瑛同志是从这个熔炉里炼出的一批文学新人中的一个”（张光年：《李瑛的诗－－序〈红柳集〉》载《文艺报》1963年第3期）。这便是李瑛前期作品，在当代诗史上的价值确认。李瑛从新时期以来直至九十年代，他经历了美学观念和文化视野的拓展，才真正进入了丰富而宽广、精湛而深邃的美学疆域，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诗人。 当改革开放的春潮以惊涛裂岸之势震撼着古老的中国大地的时候，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历史迎来了一个云蒸霞蔚的早晨，但是当崭新的生活格局和嬗变的人格模式、急剧的文化流变和发展的审美趋向都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衍化为流动的生活图像和鲜活的情感具象的时候，又让人感到乱花迷眼。到哪里去寻觅情之所依，魂之所系，便成为诗人们普遍关注的创作课题，特别是业已形成了自己较为稳定的思维结构、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的诗人，便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心理态势与创作趋向：其一，仍在吟唱悠扬而浪漫的田园牧歌，然而旧日田园已不复存在，他们所营造的意象就越来越带有空幻性和虚假性；其二，仍习惯于做生活表象的描摹或是浅露地直抒胸臆，却不能自识正是类型化的情感呈现和简单化的哲理表述，阻塞了灵动的情思去寻觅通幽的曲径，便不可能走向更丰富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其三，是以诗人的禀赋和艺术自觉，不断开拓文化视野和艺术视野，不断有崭新的审美发现，让诗的精灵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如果说诗是无极之路，那么，他们便是迎着时代晨曦走向辽远的跋涉者；如果说诗是无涯之海，那么，他们便是扬帆远举的航海人。永无路的尽头，永无海的彼岸，他们却以诗化的生命与诗化的感觉，融入五彩缤纷的诗的世界，便孕结了五彩缤纷的诗艺之花。李瑛就是这样，新时期以来他有二十余本诗集接踵问世，成为当今诗坛上最勤奋而高产的诗人，其中《江和大地》、《南海》、《我骄傲，我是一棵树》、《在燃烧的战场》、《春的笑容》、《美国之旅》、《山草青青》、《睡着的山和醒着的河》、《多梦的西高原》等诗集，便收入了他的许多有代表性的佳作，鲜明地展示出他对诗的本质与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鲜明地展示出他的视野更加开阔、诗的意象内涵更加丰富的过程。 诗境崇高美、构思精巧美、想象开阔美、情韵飘逸美－－时代规范性和审美个性的参差与和谐、顺应与调整 我们都能认同“风格即人”的深刻命义，而人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构成一种稳定的艺术风格，不单取决于诗人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素养、文化积淀，也取决于他的人生道路和生存环境。如果说，青春岁月往往雕铸了人生观念的雏型，那么对于一个诗人，青年时代所形成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就会长远而细微地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李瑛是做为新中国第一代军旅诗人的佼佼者登上诗坛的。在东方既白的历史时刻，他离开北大校园，投身于解放战争的漫天烽火之中，做为战士，他同百万雄师一道过黄河渡长江跨鄂赣越五岭，直抵广州。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一年半的战斗生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烈日下的行军，暴雨中的追击，星晨暗夜，炮火纷飞，斗争的艰苦，战友的牺牲，在我内心引起极大的震动。我的第一本诗集《野战诗集》（1951年出版）就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李瑛诗选·自序》）。祖国大陆刚刚解放，他便奉命随军入朝，真切地感受到志愿军战士的情操与风采，遂有第二本诗集《战场上的节日》出版（1952年）。嗣后又相继出版了《天安门上的红灯》（1954年）、《友谊的花朵》（1955年）、《早晨》（1957年）、《时代纪事》（1959年）、《寄自海防前线的诗》（1959年）、长篇政治抒情诗《颂歌》（1961年）、《静静的哨所》（1963年）、《花的草原》（1963年）、《献给火的年代》（1964年）、《枣林村集》（1972年）、《红花满山》（1973年）、《北疆红似火》（1975年）、《进军集》（1976年）、《站起来的人民》（1976年）、《难忘的一九七六》（1977年），其中艺术质量最高的是他于1963年出版的自选集《红柳集》。他是以这些数量丰硕、质量互相参差的诗集组成了他前期作品的颇为壮观的方阵，从题材和主题来看，主要是反映军旅生活，歌颂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歌颂军营内外的进取精神和时代亮色。他曾经说过：“就是这个时代的尊严、力量和热情孕育了我这些诗歌”；“诗必须成为斗争的武器，这是诗的荣誉。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来说，参加斗争是他庄严的战斗职责”（《献给火的年代·后记》）。这便是他前期的诗歌功能观与诗人使命观，他在青年时期也像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信奉马雅可夫斯基那句名言：诗和歌都是炸弹和旗帜，歌手的声音可以唤醒阶级。因此，他也毫不例外地在创作中实现了题旨的确定性和色调的朗丽，以此构战“对生活的一种解释－－一种称赞或一种批判”。但是，可喜可庆他是位懂得诗之真谛的诗人，他认为“既然诗是属于感情领域、美学范畴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因此我认为诗人对人的感情世界，应该比任何人都更理解、更熟悉”，既然“诗是精神美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诗人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创造人的精神美的一种崇高的劳动”（《李瑛诗选·自序》）。于是他以极大的热忱去发现和表现山川美、风物美和情操美，并赋予他们以时代精神。在他精心选择和描绘的意象中，就处处浸润着他的美妙的情韵：“哪里传来震天的鼓声，／响彻了大地和苍穹？／它惊散林间的云朵，／引来万座山头的齐鸣“（《鼓》），很显然这是由听觉而形成的一种浑壮威武之风，是他所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的具体表现。一般来讲，他写军旅生活都很少有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激越，而往往是以细腻灵俏的笔致描绘静谧的诗境，旨在从一个侧面窥探战士们崇高的精神境界与美好的心灵，旨在衬托威武雄壮的军魂。在前沿激战停歇之夜，他看到“三更星乱飞，／战士怀里落多少。／炮管挑起一轮月，／好像提来灯笼送喜报“（《炮击金门后》），他以想象的开阔，提升了诗境的精神气韵，渲染了欢乐与自信。而写夜巡的战士“轻轻，再轻轻，／躲开月光，沿低谷潜行；／三块岩石，却有三双耳朵，／三簇野草，却有三双眼睛”（《月夜潜听》），只是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静中有动、静动相生的画面，让人感悟到战士的坚韧与灵动。他的这类抒情短章，其艺术特征是以小见大，让尺素画面包容万里风情，一颗晶莹的石子“放在书桌上／我便看见了／倔强的安第列斯的山脊，／这整个古巴的土地”，“那纬红色的花纹，／就是你的朝霞，／闪光的白点，／就是你亮晶晶的雨”（《古巴情思》）；他看蒙族矫健的射手射箭，便生发了高远的想象：“此刻我分明看见一个英武的民族，／正策马驰骋在历史的高原－－／飞掠的云朵是骏马，／一弯彩虹是弓箭”（《射箭》），在时间上他把瞬间推演为历史的长河，在空间里他把个体的慓悍英武扩展为一个民族，就使诗有了较丰富的精神内涵。而另一种艺术手法是寓情于景，让景象、物象和事象自身，包蕴着诗的情韵，“挤奶员想着忍不住笑，／一颗心全泡在奶浆里了，／泡在奶浆里的还有一片蓝天，／火红的头巾，嫩绿的草”（《挤奶员》）：在荒辟的塞外，他却惊喜于“一朵云，拧下一阵雨，／匆匆地惊过车篷”，而“车队切开大戈壁，／碾着一道七彩的虹”（《雨中》）；“一枝枝嫩绿的柳丝，／正蘸着高原的黄色，／写春的诗篇”（《高原一瞥》），在他的前期作品中，这类篇什数量较多，它们以轻盈的笔触，精巧而又自然的描绘，表现欢动的生息和生活的美妙，意象丰富语言活泼，在清纯的色调中常常有浓淡对比，使之色彩纷呈；在传神的描绘中常常融入辽远的想象，使之气象万千，就这样构成了他前期作品的细密而又飘逸、柔美而又矫健的主导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