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生命之于艺术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艺术生命的获得在于作品从某一方面艺术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并由此给人以深刻的启示，用宗白华的话说，即具有“美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和“心灵的价值。”①汪曾祺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作品。因为它以成功的艺术表现，真实地展开了人生的本质－－和谐。 一 汪曾祺小说写的是和谐。以和谐来概括汪曾祺小说对人生的最深意义的展示，是再符合文本实际不过的了。汪曾祺自己也曾多次这样说过：“我追求的是和谐。”②“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③ 汪曾祺小说的和谐可分为入世的和谐与出世的和谐。所谓入世的和谐，是指人与社会的和谐，它集中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和人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的一致，其目的在于人生通过世俗活动成就伟大的“用”。汪曾祺小说是对中国特别是旧中国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写的是“小市民，我所熟悉的小市民”④。这些生活于市井街巷中的店主、画师、医生、教员、匠人、学徒、工友，虽社会地位低微，却几乎都于平凡中具有一种古仁人君子的风度。他们恪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怀着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善良正直，热情诚挚，多情重义，舍己助人。《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王瘦吾和陶虎臣在靳彝甫需要资助的时候，为其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画师外出求生；靳彝甫在王瘦吾和陶虎臣生意破产、濒临绝境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变卖了祖传的三块田黄石章。《徙》中的高北溟为了恩师的遗稿得以刻印，节衣缩食，甚至不惜牺牲爱女的前途，还要周济恩师不争气的儿子。还有《茶干》中的连老板的公平和气；《受戒》中尘世佛门之间的亲密融洽；《七里茶坊》中的掏粪人的勤恳互助；《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的和睦尽职；《安乐居》里的酒友之间的和和乐乐……这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父母兄弟姐妹间恭孝友爱，邻里乡亲间互助和睦，朋友间相濡以沫，同事间宽和谦敬。人们终年生活于一种和乐安宁之中，即使偶尔生出的怨恨，也带着几分无奈与和缓。 这是一个真正和谐的世界，构成这和谐的主要因素是人自身的修养。他们以儒家的“仁”为最高道德原则，遵循着忠信孝悌的道德要求，强调一己的责任与对他人的义务，所谓“仁者爱人”，所谓“诚而信”，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⑤由此，人的行为情感与对社会的道德规范相吻合，形成了人与社会的和谐。汪曾祺关于《岁寒三友》中“放焰火”风俗的一段话可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说明。他说：“这里写的是风俗，没有一笔写人物。但是，我自己知道笔笔都着意写人，写的是焰火制造者陶虎臣。我是有意在表现人们看焰火时的欢乐热闹气氛中表现生活一度处于上升时期的陶虎臣的愉快心情，表现用自己的劳作为人们提供欢乐，并于别人的欢乐中感到欣慰的一个善良人的品格的。这一点，在小说里明写出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故意不写，我把陶虎臣隐去了，让分消融在欢乐的人群之中。”⑥放焰火的风俗与人们对这一风俗的喜爱都属于社会的要求范围。此处的焰火制造者陶虎臣的行为情感与客观环境要求的一致，完全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可谓社会规范即是人的行为准则，人的行为准则也完全自觉地服从于社会道德规范。陶虎臣消融在欢乐的人群中正表现了二者的合一。 博大的爱心促成的和谐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而且还由人及物：《复仇》中的旅行者爱并边的红花、天空的苍鹰和牛的缓慢的反刍声；《受戒》中的小和尚爱听寒蛇唱歌，看萤火虫飞动；《天鹅之死》中的白蕤爱那美丽的天鹅；《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在这种人与物的和谐中，凸显的是生命间的交流。此中的物似乎成了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是人的道德精神的恢弘扩大。 入世之和谐的根柢在于人对自身的最高的觉悟。这种最高的觉悟不仅使人敬服天地的伟大，而且追求个体人格的独立自足，故尔强调人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生命的最高原则在兼体万物，即将万物涵纳于一己的生命之内，并进而于社会中去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这是个人对整个宇宙生命的创进不息、生生不已精神的领悟。“对儒家言，此种精神上之契会与颖悟，足以使人产生一种个人道德价值之崇高感，对天下万物、有情众生之内在价值，也是油然而生一种深厚之同情感；同时，由于藉性智睿见而洞见万物同源一体，不禁产生一种天地同根万物一体之同一感。儒家立己立人，成己成物之仁，博施济众之爱，都是这种精神的结晶。”⑦ 所谓出世的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即“无为”之和。《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在各自经历了一段生活的高峰－－王瘦吾的绳厂赚了钱，陶虎臣做大了炮仗生意，靳彝甫开画展出了名－－之后，却突然跌入了低谷－－王瘦吾的厂子受排挤倒闭了，陶虎臣的炮仗店因时局的变动关了门，靳彝甫救助朋友卖掉了祖传之宝。世事的变化使他们看到了人生的无常并油然而生出世之心，于是在腊月三十的大雪天里，三人上了空荡荡的酒楼，要在一醉中忘却人生的烦恼；《徙》中的谈甓渔累试不进，便再无意仕途，晚年只闭门著书，不闻世事；《鉴赏家》里的季匍民极度厌恶世俗的虚伪和无聊的应酬，每天关门作画，画墨荷，画莲蓬，在艺术中寻求欢乐和宁静。如果说这种出世的和谐还与世俗有着一种隐形的关系，是或为现实逼迫或对现实厌恶之下而生的出世之心，那么下面作品中的出世的和谐则是人对自然的自觉的回归。《故乡人》中的王淡人每于看病之余，面河垂钓，生活如“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般的闲适淡泊；《打鱼的》中的打鱼人每天张帆出船，面对浩渺的水面，心情如湖水般不起波澜；《故人往事》中的收字纸的老人虽粗茶淡饭，却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老人年近百岁无疾而终。 出世的和谐与入世的和谐具有相反的人生价值取向。入世的和谐是个体生命在与社会的协调中充分释放出自身的能量，并由此显示自身的价值，是一种动态之和，所成就的是人生的积极的“用”；出世的和谐是个体生命在与自然的协调中向内心的宁静状态的回归，是人生的还纯返朴，它所体行的是寂兮寥兮，恍兮惚兮，以“无”处蕴深微，法自然而行动的“道”的精神，所表现的是超功利，超道德，超社会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超脱人格，所成就的是虚静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