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一生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以诗歌创作为主，呼唤十月革命的红云，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期以散文（叙事抒情小品）为主，记录“五四”运动落潮后抑郁苦闷、彷徨踟蹰的心情；后期以杂文为主，展示他如何艰难而又坚定地走向斗争的前哨。觉醒、踯躅和奋起，概括了朱自清一生的经历。他最初由向外吸取新知，又转而内省“反求诸己”，最终突破中庸哲学，直面惨淡的人生，参与现实斗争，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人生中期，是一生中最为困惑、纷扰和重要的时期。穷而后工，又是创作最为动情、诱人和坚实的时期。我们把朱自清的中期定为1922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他处于极度的苦闷中。传统的中庸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最早反映在长诗《毁灭》中，劈头就宣告说： 踯躅在半路里垂头丧气的 是我，是我！ 这以后，他停拨诗歌的琴弦，转向散文，吹起苦涩的人生洞箫。对于这以后的散文，我们应如何读解呢？ 朱自清是“狷者”吗？ 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宁可饿死，他们都是“民族的英雄”①。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因而滋生误解，论定闻一多是“狂者”，披发大叫，跳踉搏跃；朱自清是“狷者”，坚韧温雅，不同流合污。②其实所论欠当。狂、狷之说，出自《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呼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欲与合乎中道、中德者相交，不得，求与志向高洁、积极进取的狂者交，又不得，复次与不作坏事的狷者交。对此，《孟子·尽心下》作过解释：“‘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以得中庸之道为理想。他曾批评：“师也过，商也不及。”子张、子夏均未得“中”③。朱自清的人生理想也是欲得中庸，而非狂者、狷者。他自幼浑厚笃诚，待人接物，不亢不卑；处世行事，无所偏倚。这也反映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即便后期的杂文，也是温雅以发情，微婉以讽事，仍不失儒家风范。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自汉魏以来不出儒释道三个圈子，或儒或道，或儒而兼释与释道合流。朱自清恪守儒者之德。据孙伏园回忆：“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冲动的语调。”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庸也不失为一种美德，如《礼记·乐记》所谓：“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又如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言：中庸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生活”⑤。当然，中庸也会孳生出意志薄弱、无所作为，或模棱两可，无所是非的人物，更严重的是它会削弱斗争意志，丧失民族的竞争意识。 在“五四”作家中，鲁迅是彻底反中庸的，并深知其危害。他反省说：“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当政者的腐败、怯懦，鲁迅以其犀利、有力，刀刀见血的杂文，坚定地举起了反中庸的旗帜。与之相较，朱自清的那些面向社会、抨击丑恶、揭露弊端的散文，如《生命的价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旅行杂记》和《海行杂记》等，便显得力度不足、深度有限。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18”。当时朱自清跟随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亲临现场，目睹段政府卫队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戮学生，又继之抢劫、剥尸，自己也险遭毒手。悲愤之余，写下了《执政府大屠杀记》。这篇本应作狮子吼的檄文，在文末用了一个设问句，一下子缓解下来，使心中刚腾起怒火、等待作者指示的读者感到失落。清华大学烈士韦杰三同学是在“3·18”惨案中壮烈牺牲的。朱自清隔十天后写的《哀韦杰三君》，热情地称颂烈士的德操和为人，但只字未提死因，对元凶也未发一词，避开了政治斗争，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对读，味道完全不同。正是中之道的浸润，使朱自清的散文失却锋芒，更乏直面斗争的气魄，他自己也是有所省悟的。在《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中记述小西洋人如何凌辱自己，说那独断独行的作风，都是强者、适者的表现，决不婆婆妈妈和黏黏搭搭，“一针见血，一刀两断，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朱自清在小西洋人的身上看出了一部民族外交的屈辱史，这一反思是极为深刻的。但实际生活中的朱自清却是谨小慎微的，吴组缃回忆说：“他极少说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语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象已经越出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⑦朱自清果断、刚烈的性格，是在抗日战争之后，逐渐磨砺出来的。 与中庸观相联系，中期的朱自清在政治上采取保守主义态度。据当年西南联大同事吴晗回忆说：“他对现实政治，不但采取逃避的态度，并且经常弄不清是非，到了逃不了的时候，也有时站到错误的、反动的方面去。”⑧他的学生王瑶也说：“无可讳言的，朱先生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向是晚年的事情，以前他是相信国民党政府的”。⑨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检视朱自清中期的散文，所写的多是父子、夫妇、儿女和朋友之情，很少触及政治。“半瓣花里说人情，一粒砂里见世界”，虽然与现实相关，也可感到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状况，但终究反映不出时代的风云和斗争的现实。有的论者，摘取朱自清散文中的个别字句，发挥想象，把他描写成战斗者，例如取《荷塘月色》：“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一句，便说朱自清在江南时期，“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以革命民主主义的姿态战斗过，呼唤过”⑩。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从他的性情言行以及创作的内容看，说朱自清的中期是一个深谙中庸之道的谦谦君子，更符合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