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下旬，福建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福建师大文艺创作美学研究所三家联合在榕城召开北村小说作品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孙绍振、南帆、王炳根、王光明、颜纯钧、魏世英、蔡海滨、俞兆平、朱水涌、陈仲义、谭华孚、谢春池、朱必圣、张煊、齐建华、谢有顺、王启敏、陈毅达等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及《钟山》杂志副编审、青年评论家王干专程来榕参加讨论会，省文联领导许怀中、张贤华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对近两年北村小说及其代表的先锋走向作了较全面深入地探讨，尤其对当前先锋作家先锋性的移场予以关注并进行争鸣。这是一次富于生气、活力的对话。限于篇幅，整理摘录如下： 浮出地表：被关注的先锋与先锋的关注 如同多数先锋作家所遭到的境遇：八十年代末，他们登场时分外寂寞，理论界主流要么对他们讳而不谈要么粗暴评议，而在历史转型与商业文化压力下，事实上又已使他们身挑大梁，侧身回望，人们发现他们的文学活动已如此深刻地改变并推动了今日文学的建构。主角何时进场，人们多已淡忘，但他们是主角，毫无疑问，已占据了人们视界，北村即是其中一位。当他在93－94，一年多时间推出《施洗的河》等长篇两部，又在重要刊物《收获》《花城》《钟山》《大家》刊出《张生的婚姻》等八部中篇小说时，文艺理论界再难以保持沉默。先是《花城》在北京，再是在厦门大学，这次是福建省的三家文艺理论研究机构联合开讨论会，这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关注。关注是从不同视野出发所作的考察，又在每一参照格局中进行了对话，王炳根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向考虑：“其一是对福建小说创作的影响；其二是当代小说，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文学大格局里的思考；其三深入北村小说，探讨存在着的问题。” 福建作家创作在新时期，以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的成就而引人注目，小说方面缺乏重要角色，但北村也许已成为这个例外。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其成功可以给一向沉寂的福建小说创作以启示。谢春池认为应检讨现代艺术与福建艺术的关系，这次讨论会的召开，是对福建追求现代艺术作家的肯定。从这样的意义上，谢春池称北村对福建艺术影响有三：“一是从艺术本体看，作家主体是自由的，北村没有随波逐流，始终保持先锋性，虽然前后期文本有异，但主体性都强；二注重文本，技术性强，这是福建作家所忽视的；三精神追求，福建许多作家缺乏这种意识，自以为是，小家子气，但北村这类作家不同，作品中有生命体验、精神享受，人格的、文学的东西多，这是福建文学所缺乏的。”谢春池最后尖锐地将北村意义视为“使福建的文学怎样更象个人写的。”孙绍振认为，在复杂情况下，讨论北村作品已说明了福建开明的学术氛围，重要的启示在于语言、民俗如何进入北村的文本，显然这民俗不是张艺谋那样造出来的，这问题是福建作家一直有待解决的。王炳根认为，北村创作虽有十年，但年龄尚不到三十，开研讨会本身已说明评论界对其现象与成绩的正视。他还认为与一般福建作家不一致，地域特色、如土楼，北村并未花大笔墨呈示，但其思考的问题又在其中，而这种思考是相当有特色的。 然而，从根本上讲，北村小说是定位于先锋文学的，这不仅因为他初始的创作体现了此向度，而且还由于近期创作直接参予了对先锋的修正与改向。王干、谢有顺及北村本人对此作了引人注目的发言。王干从先锋文学到一九九四年文坛的种种文学流变中，确定北村的努力所呈明的意义。他为此称此次研讨为福建在全国掀起的第三次理论浪潮，第一次是舒婷与朦胧诗歌的讨论；第二次是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研讨；这是批评的第三次浪潮，尤其在一九八九年以后，商业文化勃兴，批评退潮之际，更显出意义。为此王干勾勒了出国、经商潮等当代文化景观，并对先锋文学消长作了阐释，认为“南方先锋小说成批量成熟，但技术强于观念、思想，技术形式讲究已沉于语言迷津，对现实采取逃避、缓冲的姿态；而其后的新写实则是精神放逐，与现实妥协认同。商业文化兴起，充分暴露了二者缺陷，大众传媒采取了与他们相同的姿态，表示了对历史的游戏，对终极价值的沉默。”在这种背景下，先锋作家北村，“重回到观念层面，这使他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位，既是先锋小说家最晚出道的一位，又是启下的。”这种启下，在王干看来就呈现为“新状态－－对精神存在空间的探索，张承志、张炜、何士光等已对当下判断，而北村也在寻求，实现知识分子的叙事。”王干纵横文学史，认为“赵树理代农民叙事、蒋子龙代改革者叙事、刘震云代小市民叙事，王朔则代表小痞子（文化叛逆者）叙事”，在意识形态淡化与商业文化双重压迫下，无人为知识分子代为叙事，知识分子必须寻到自己的叙事，年轻一代‘我’第一人称叙事就特别多。”王干在此判断下，裁定《最后的艺术家》是这时期典型的新状态文本。 谢有顺则更多地从作家写作动机变化来阐发其对先锋文学改向的必然性，他细致地分析北村前后期创作的分野与因由，力图描述作家群的精神史。他认为北村早期“痛苦的叙述人格，是因被语言所困，聒噪就是失语现象，所以，作品中尽是迷津式人物与结构。”而近期，“则从痛苦中脱离，有了立场，有了指证的力量和悲悯的情怀，而一个为自己写作的作家是没有这种立场的。”他批评“格非，是智慧的写作，苏童，是在感觉里面，而感觉是不可靠的、下坠的。”他倡导“痛苦的写作，必须进入现实层面并超越，但现实是坚硬的，难以进入，对实存批判是困难的。”“先锋文学因此要么在历史里，要么在语言里，都回避现实，无法在现实中提出立场。”北村早期就是一例：“语言的迷津。”“一个作家无法指证现实真实时，只得到艺术真实中栖所”，但“这是假想的建构，并非世界本质，”“现实中不可能的人物，在艺术中却是可能的，现实与艺术其实互相解构，就成了幻觉中的写作。”谢有顺对两种虚构之屋，语言与历史作了猛烈的攻击。“语言无法还原真实，无法在现实中展开，只能在观念中展开。命名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即存在受制于存在物（语言），于是就有了聒噪。”他例举“梵高画布的模糊是他眼中的世界模糊了。”但他认为“这种语言的智慧力量，如孙甘露的努力，是不能代替生存的力量的，不要再奢望美学转换会给小说带来新的超越。”而对先锋作家热衷的历史迷宫，他认为“无法确认现实真实时才追忆历史，而历史又是虚拟的。”在这种指认下，谢有顺将《施洗的河》等北村近期创作看成是对先锋的超越，认为北村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就是艺术的当代性的问题。“《施洗的河》之后北村写的都是现实的，此外，并未有一个先锋作家能写出当下情境，给出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北村则介入当下，写出了对当下之在的关怀。北村本人在会上也表示了相近的看法，认为“技巧不是太重要，一段时间没有话说了，才把晦涩的说话方式推到前头，”并认为“如果用一种技巧来维持写作是写不下去的。而这几年，有了新的经验，有了立场，才有了近期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