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新文学初期女性文学的崛起、女性作家创作的特质及其差异性的横向思考与多向审视，简要地勾画出了五四以来女性文学创作产生、流变的轨迹，探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趋势。 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舞文弄墨似乎已成了男人的专利。能在深闺发出“凄凄惨惨戚戚”的低回之音的女才子，寥若晨星。封建礼教压抑着女性个性才智的正常发展，形成她们迥异于男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的心理特征和个性差异。古代文学史上所谓“闺阁文学”，充其量不过是男性文学的附属品。 或许正是这几千年的压抑沉寂，使得在新文学之初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出现更具有了一种拨雾看花的美感效应。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林徽音……这一连串名噪一时的名字，被赫然写在新文学史的首页上，她们的作品虽然仍抹不去历史的深深烙印及初创期的稚嫩，但经过半个多世纪历史尘烟的涤荡，那清新热烈的生命气息，激越跳动的青春脉搏却仍清晰如故。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尽管以各自独具个性的创作在新文学园地中各领风骚，然而共同的时代氛围，相似的身份地位，大体一致的文学和人生追求，又使她们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殊途同归的发展轨迹。 本文试图通过对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崛起和女性作家创作的异同及对新文学初期女性作家的创作进行一番横向思考与审视，并结合对现当代女性文学现象的分析，纵向探讨女性文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跨入现代化行列的“过渡时代”①，五四运动又是在欧美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很自然地成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我之节烈观》、胡适的《贞操问题》和吴虞的《女权评议》等文章，都将妇女解放问题作为重要问题加以讨论，并纳入当时思想解放、文化革命的主流。他们还大量介绍了欧美女妇女运动的学说和著作。此外，一些妇女刊物，如《女界钟》、《新妇女》、《妇女声》等也应运而生。许多报纸纷纷开设“妇女问题”专栏，往集论文，展开讨论。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出后，几乎当时所有的小说家都写过取材于妇女问题的小说。妇女解放气候的酝酿，使得一些被封建文化、伦理道德压抑的知识女性脱颖而出。正如冰心所说：“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洗礼，使她们走出深闺，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为进一步登上文坛作了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的历史契机，没有妇女解放运动促使知识妇女的觉醒，没有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就没有女性文学的崛起。 当然，五四时期女作家群的出现，还有其自身的原因。她们大都是名门闺秀，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或是不满封建家庭包办的婚姻，要求个性解放而离家出走的“娜拉”；或是远涉重洋，接受异域文化熏陶归来的新女性。也正是由于女作家们自身的努力，使女性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她们既共同打破了传统闺阁文学的狭小圈子，走到了时代思潮的前列，表现出刚刚挣脱羁绊与束缚的解脱意识，同时又带有难以泯灭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在二者冲突中由破到立的思想演讲的复杂性；加上女作家艺术素质的参差不均，在其创作上则体现出一种共同的文学土壤上奇葩纷呈的多彩局面，呈现出来自不同艺术视野的或深或浅的艺术开掘。 二 纵观五四女作家的创作，问题小说可以说是她们笔锋的共置点。从大的角度，可以将这些创作题材概括为两大类：一是爱情婚姻题材小说的创作，二是在爱的哲学的观照下人生问题的艺术反映。当然，爱情也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然而在五四女性作家的心理天平上，重于一切的不是由母爱、童心自然构筑的真善美的世界，便是纯洁美丽而忧伤的男欢女爱的爱情砝码。对于爱情题材的着力关注已使这类爱情小说在人生的横断面上获得了较为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内涵，她们用一连串优美委婉的爱的音符和旋律，或大胆，或谨慎，或热烈，或隐蔽地吟唱着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爱情描写体现了中国现代女性从爱的觉醒到爱的渴望，再到性的苦闷、爱的冲突的心理发展进程。在创作中则表现为从轻视低级的肉欲泛滥、崇尚高尚纯洁的精神恋爱到追求灵肉一致的现代爱情的一种逐层深入提高的发展轨迹。她们勇敢地在创作中发出了爱的呼唤。大胆直言的冯沅君的《隔绝》抒写了“第一次上最甜蜜的爱的功课的一夜”③的白薇，借琳丽之口表达了对性爱的强烈奔放的渴望。甚至连冰心这位“静如止水，穆如秋风”的女性也在她的《疯人笔记》中描绘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传达了新的性爱信息。 然而，不同于同时代不少男性作家如郁达夫、张资平等对于那种赤裸裸的情欲苦闷、性行为以及狎妓、纵欲、近亲通奸的描写，五四女作家笔下的男女性爱，极少触及两性肉体关系，对低级的肉欲泛滥，她们采取轻视甚至是鄙视的态度。在冯沅君的创作中有一种值得深思的“话语空缺”现象，常常出现一些删节号代替一些表示性关系的词语，如“夫妻、结婚、离婚”等等。每行文至此，就表现出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语态。在《旋行》中写到同行男女虽然开了两个房间，但男的那间“简直是作样子的”，“好象我们就是……，其实，除了法律同……的关系，我们……”④破译删节号的钥匙便是女作家心目中神秘纯洁的精神恋爱。在五四女作家眼中，只要顺应爱欲本身要求，便是合理的，值得赞美的，而违背这种爱欲，即使名分相合，也是罪恶。在庐隐的《父亲》里，父亲对庶母合法的欺骗和占有，显得丑陋可鄙，而儿子对庶母的爱情则如墓地上的玫瑰一样纯洁美丽。在现实中并非合理的“理”的压抑阻挠下，“情”的实现只能寄希望于男女之间或同性之间的超越于情欲发泄需要之上的高尚纯洁的精神恋爱。精神的相通，心灵的交融又恰与放荡无耻的肉欲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五四女性作家还写到了少女之间的同性恋。同性恋在社会意义、价值取向上的地位我们姑且不谈。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同性恋描写，亦是五四时期女性性爱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这种同性之间的爱恋只要是合乎爱欲要求的真实表现，便同样是合理的，美好的。庐隐《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与沅清之所以发生同性恋，是基于青年女子对于某种特殊情感的迫切要求：“人类生活，若缺乏情感的点缀，便要常泛于干枯的境地了”⑤。而此种情感，在异性那里却难以得到，“因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⑥。生理、心理的需要不能在常态下得到满足，便会以病态甚至变态的方式寻求发泄，所以同性恋现象的实质是肯定性爱的意义。同性之间并不可能达到一种全身心的交合，因此，究其实质也只是精神恋爱的另一种形式。然而，真正圆满的爱情不仅是精神上的亲近，爱情同时也应是“在传宗接代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的使人能够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这种相互倾慕与交往之情”⑦。那种飘忽抽象的精神恋爱是一种残缺的爱，并不能满足爱的理想的真实实现；同时，这种心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往往与世欲社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往往会受到来自社会和个人的重重阻挠。“同性的恋爱，终究不被社会的人认可，我希望你还是早些觉悟吧！”⑧丽石在痛苦寂寞的心灵失落中身体消耗殆尽。陈衡哲在《洛绮思的问题》写到了瓦德教授与洛绮思、马昆与西克夫人之间不求诸肉欲结合的相爱，然而，只追求精神默契的苦恋既不能消除洛绮思事业成功之后的寂寞，也无法排遣西克夫人守寡后晚景的凄凉。性与欲的困惑与冲突，在新文学初期女作家的作品中被升华为对灵肉和谐一致的真正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从而使作品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白薇开始正面呼唤爱情：“人性最深妙的美，好象只存在两性之间”⑨。苏雪林笔下的杜醒秋经历了人间的波折“万念俱灰”，皈依宗教，但最终还是同未婚夫和好结婚，他们的婚姻是美满的（《棘心》）。即便是庐隐笔下那个对一切都冷漠的露沙在与梓青经历了一段精神恋爱的反反复复之后，也要寻求一种与爱人比翼双飞的真正和谐美满的幸福，而到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则表现出更加狂烈、更为大胆的“灵肉一致”的性爱意识，她“把握到现代人心中的苦闷”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灵肉一致”的饥渴呼唤。然而，软弱无力的苇弟，庸俗不堪的凌吉士，使得现代女作家们不得不对这海市蜃楼般的爱情理想说声“再见”《再见》（凌叔华）五四女作家那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极富浪漫色彩的爱的罗曼史至《莎菲女士的日记》就画上了句号，面对她们的是吃喝住穿、养家活口的琐屑而又现实的人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