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的繁荣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 真正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战争小说往往不是产生在战争中，而诞生在战后的和平年代。这差不多是战争小说创作的一条规律。首先，战争环境中写战争，不免受视域的局限。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作家要从全局的、宏观的角度把握战争，写好战争，是有一定难度的。正因此，我国现代战争小说，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其实还没有产生过一部真正称得上史诗的宏伟巨著。其次，小说创作有自己的特殊艺术规律，它不同于诗歌和散文可以凭一时的激情而急就，也不同于报告文学要求迅速、近距离地反映生活，它更需要作家丰富的生活积累、余裕的创作时间、精巧的艺术构思，而战争的艰苦环境显然难以为小说创作提供充分良好的条件，这是战争中写战争难以产生艺术精品的客观原因。我国现代战争小说普遍存在艺术上的粗糙，盖源于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这就为作家创作战争小说精品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也使他们有了深入思考、精心构思的充裕时间。无论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军队的业余作者，还是亲历过战争艰苦岁月磨炼的专业作家，他们都具有丰富的战争生活积累，对那刚刚消散的战火硝烟，那无数耳闻目睹的英雄故事，他们有一种急于表达和讴歌的强烈创作冲动。同时，正在和平建设新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期望从优秀的战争文学中了解过去的战争历史，汲取建设新生活的精神力量，这一切都为战争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 50年代初期，新中国诞生伊始，战争小说创作就很快掀起了浪潮。其时在各种题材小说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战争小说又占据了突出地位。这些小说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战争，其中描写正面战场的如碧野的中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通过一个英雄连队战斗经历的描写，概括了1948年华北太原战役的全局，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我军干部战士的形象，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陆柱国原战役的全局，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我军干部战士的形象，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陆柱国描写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将士英勇作战的一组中篇《上甘岭》、《风雪东线》、《中华男儿》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组小说均以志愿军基层部队的战斗生活为线索，正面描写了严酷的战争场面，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以震惊中外的上甘岭战役为题的《上甘岭》，生动描写了志愿军一个连队在前沿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在人员和弹药耗尽、缺水断粮的情况下，坚守坑道20多天，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深情地歌颂了志愿军为和平事业舍身杀敌而创立的神奇战绩。1956年改编成同名故事影片后，在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中间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战争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除了枪炮轰鸣、冲锋陷阵，那些紧张工作支援前线的后方民众，那些舍生忘死救护子弟兵的英雄人民同样是战争小说必不可少的表现对象。50年代初期的小说有不少是从这些侧面表现战争的，如柳青的《铜墙铁壁》以1947年延安保卫战为背景，描写沙家店粮站的干部民工为保证进攻榆林部队的粮食供应而忘我工作，英勇斗争，从而折射出整个西北战场的形势变化。陈登科的《活人塘》则以解放战争时期苏北敌后斗争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为基础，表现了薛陆氏一家舍命救护解放军伤兵，“军民一体骨肉相连”的血肉关系。峻青的《黎明的河边》描写小陈一家为护送革命干部不惜流血牺牲的感人事迹，歌颂了英雄的战士和英雄的人民，形象地揭示了人民战争必胜的原因。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增强了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 50年代初期的这批战争小说是作家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产物，艺术品格真诚，格调高昂，鸣奏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旋律。但由于作家普遍注重作品的教育功能和认识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作品的艺术审美功能，加之不少作品构思写作于战争尚未结束的年代，客观环境不允许作家进行更深刻的思想和艺术锤炼，导致这批小说没能达到更理想的艺术境界。但它们毕竟为后来的《保卫延安》、《红日》等战争巨著的诞生铺基垫石，功不可没。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50年代初期战争小说创作曾经显露过多样的思想和艺术追求，如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在正面歌颂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些有缺点的可爱的英雄；朱定的《关连长》描写我军某部关连长为拯救被敌人押作人质的孩子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涉及了战争小说的人道主义课题；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描写了一位志愿军战士在班长的引导下正确处理与朝鲜姑娘的爱情关系，热情歌颂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小说心理描写细腻，感情真挚、深沉，是建国初期难得的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是，这些优秀作品因为超越了当时人们对英雄的固有理解或不那么切合那个时代流行的审美风尚，因而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导致后来的战争小说不敢触及军队的内部矛盾和其它敏感问题，艺术风格也朝崇高的一路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建国初期17年战争小说思想和艺术的单调。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战争小说中，这种偏向才得到纠正。 当代战争小说经过50年代初期的孕育发展，终于在50年代中后期推出了堪称为战争史诗的巨著《保卫延安》（杜鹏程）和《红日》（吴强）。这是两部结构宏伟、气势磅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示解放战争中敌我双方大兵团作战的长篇小说。它们均以1947年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背景，分别从东西两大战场的战略变化映照出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较之以往战争小说，《保卫延安》、《红日》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多方面的突破。首先，作品的思想容量大大扩展，小说描写的不是一个战场、一次战斗，而是由若干个战役组成的大的战争坚战、长城线运动战、沙家店歼灭战、九里山追击战等五大战役，同时还侧写了陈赓兵团强渡黄河、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重大战略行动，构成了一幅极其宏伟浩大的战争艺术画卷。《红日》落笔于山东战场，从涟水战役写起，中经莱芜战役，最后着重描写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以山东战场的战略转折辐射出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其次，两部作品都摆脱了以往战争小说创作过分注意情节编排而相对忽视人物形象塑造的偏向，把战争描写与人物形象塑造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当代战争小说人物形象画廊中留下了一组性格鲜明的人物群像。当然，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是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保卫延安》用较多的笔墨塑造了以连长周大勇为中心的我军基层指挥员的形象。作家精心构思，运用多种艺术方法，把人物置于最艰苦环境、最严峻的斗争中来刻划，凸现了人物的英雄本色。《保卫延安》形象塑造的另一重大突破是第一次在小说创作中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彭德怀同志作为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整个西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在战争小说中出现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因为在此前的战争小说中尚未塑造过我军统帅层人物的艺术形象。尽管《保卫延安》并没有把彭总作为主要人物来描写，但作家能够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通过人物在若干重大战役中的果敢决策和在普通战士、群众中的几组精彩动人的生活细节描写，生动地展示了彭德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此外，小说所塑造的从旅长、团长到普通战士的英雄群像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较之《保卫延安》，《红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又有新的特色，它把主视角放在高级指挥员身上，整部作品是以一个军的活动为中心展开情节描写的。在我国现当代战争小说史上，以军一级高级指挥员作为作品的中心人物，《红日》是第一部。《红日》对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的形象塑造是相当成功的，不仅写出了他们对战争全局的运筹帷幄，也表现了他们在戎马倥偬中思想感情的细微变化，甚至触及了他们的婚姻爱情生活，这就使人物显得血肉丰满，富有生活气息，从而产生真实感人的艺术效果。《红日》当然也写到了班、排、连、团的战斗生活，塑造了若干基层指挥员的生动形象，但他们不是作家浓墨重彩塑造的人物。在人物形象刻划的侧重点上，两部小说恰好相反相成，各具特色。此外，《红日》还把笔触伸向敌方营垒，相当精细地刻划了敌方将领的形象。作家笔下的国民党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不是脸谱化、漫画式的人物，而是一个既骄横狂妄，又色厉内荏，个性相当鲜明的典型形象。这是《红日》人物塑造上的又一新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