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起，到1989年首届散文、杂文（集）授奖会在无锡召开，这十来年的杂文，我们简称之为新时期杂文。在这段期间，文艺创作空前繁荣，杂文创作也是大丰收。严秀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导言》中说，解放以后“四十年中，真正有点象样的杂文呈现出来的，不过是1956－－1957年的大半年，1961－－1962年的约一年半，加上1979－1989的十来年，即一共约有十三、四年时间是杂文比较兴旺的时期”。“这当中最后的十年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作者最多，佳作也不少”。严秀还引用了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杂文（集）评奖委员会主任唐弢在1989年春答《人民日报》记者的一段话： 我觉得新时期的散文和杂文确实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可以这样说；比起鲁迅时代，此起建国后至1978年这一时期，新时期的散文和杂文都有突破。我个人认为杂文比散文突破得更多一些。（4月20日《人民日报》）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在无锡授奖、研讨会的开幕词中也认为新时期杂文的成就比散文更为突出。它以其思想深邃、忧国忧民、爱憎分明、针砭时弊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以邵燕祥为代表的一批杂文家的杂文，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力量，显示了人民作家的良心和胆识（5月2日《人民日报》）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意见。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这些评价，认为“被人设法超拔为上乘，给予大褒奖”。是是非非，最有权威的是读者，是历史。 二 本来思想被禁锢久了，“臣罪当诛兮吾皇圣明”经念惯了，有用的货色不多，经作者、编辑、总编辑层层加码地七折八扣，可以在报上说的话还剩下几句？因此，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两年，打得响的杂文实在不好找。 真正打响第一炮的，是老将秦牧的《鬣狗的风格》。文章描述了鬣狗的猥琐德性，由此而谈到“四人帮”横行中国时着实出现了一批鬣狗式的人物。而“鬣狗式的亦步亦趋，讲穿了也很可怜，不过是为了‘分一杯羹’，舔一点人骨头的碎骨肉屑，就践踏一切原则，在所不惜了。”虽然，后来杂文家们还赋予鬣狗式人物种种别的称号，却似乎都不及鬣狗的深入人心。 鬣狗和他们主子的种种既横蛮又愚昧的种种罪行，始终是杂文家控诉的目标。岑桑《太阳的故事》让人们知道，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太阳”这个字眼下，有多少人莫名其妙地蒙冤受屈（顺便说一句，我当年半靠边站被发配去折来稿，其中一篇关于科教片《毛虫》的大批判文章，就伟大神圣的“毛”字竟与反动透顶的“虫”字连在一起而上纲上线，看去简直可以吓死科教片的制作人），甚至死于非命。而张志新就义之前竟被割断喉管，这种丑闻一经见诸报端后，全国各地几乎都有文章对这种兽性的法西斯暴行予以声讨，其中以虞丹、公刘写的最动感情。陆文夫《奇特的问候》则又从另一个侧面写出这场浩劫给人们、特别是文艺界带来的深广灾难：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竟是：“啊，你还没有死！”使人想起明朝那些大臣每天早上上班时得同家人诀别、晚上下班后全家团聚、庆贺又多活一天的那种情景。 光是揭露、控诉，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探讨。杂文家们指出，“文革”是失去了脑袋的十年（陈虞孙：《“还我头来！”》）。而脑袋之所以失去，是“文革”前十七年对知识、知识分子仇视和禁锢的必然结果。在把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混为一人的文化长官领导下，人们明知那是错的也不敢改过来以至跟着错下去（陶雄《颜渊想到的》），而“扯虎皮当大旗，披的是名为‘马列主义’华衮”的凡是派提倡迷信，提倡盲从，推行“愚民政策”也有很大的功劳。当务之急，“是狠下一番发掘、打扫工夫，大家遇事多动一动脑筋，通过革命实践，用科学的巨手去揭去他们身上披挂的那套法衣”（吕剑：《论古人未必迷信而今人未必不迷信》）。 思想一开了窍，《国际歌》同《东方红》的矛盾和个中内情，先后被周修睦、吴有恒拆穿了。在延安呆过深知内情的吴有恒的文章发表后。转载甚多。人们从中知道，《东方红》这首本来是颂扬刘志丹的民歌变质的过程，也即是某些人有意作伪，把人神化的过程。 在浩浩荡荡的解放思想运动中，尽管仍然有人持保留乃至反对的态度，然而多年来被遗忘的封建与愚昧这号中国最主要，最不容易彻底消灭的思想敌人还是被重新推上了审判台。邵燕祥《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应当说是最明确的第一声：“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给也不要。”确实，我们的种种灾难，不是由于缺少好皇帝，而是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出真龙天子即好皇帝；好皇帝求不到，则希望哪怕自己能遇上一位“包青天”；“青天”也求之不得，最后只好把命运交给神仙菩萨，希望来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一点，毛泽东指出过，邓小平也谈到过；但是，由于根深蒂固，远远不是一两篇文章，也不是一两场讨论可以解决。何况，自从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我们被告知，主要的敌人已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张牙舞爪等待复辟的资本主义呢！ 封建愚昧得以畅行无阻，很大程度又与它以“革命”、“左”的面目出现有关。秦似《漫谈左右》和吴祖光《“右”辩》从这方面揭穿它的老底。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拜左教”。这种“拜左教”的信徒，就象“两只眼长在左边的人，总把正的东西叫做右”（秦似）。吴祖光则理直气壮地为“右”辩护。他和秦似等人一起呼吁：“左”的阴魂未散，“拜左教”和“恐右症”不除，势必成为中国前进的阻力。邓小平最近说，主要是防“左”，诚然如此。 人们还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封建主义的愚昧和丑陋。王若水《“法权”和特权》剖析张春桥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不仅谬误百出，而且目的是维护封建阶级特权。蓝翎的《拉祖配》，舒展的《处级和尚》……光是它们的题目，就已经揭示出封建主义幽灵的怪诞。从一个个具体事例揭封建主义老底的文章，包括清除自己灵魂之中封建主义的毒气和鬼气的杂文，这一时期发表的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