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文学创作的状况，是比较复杂的，很难一语道断。所谓复杂，就是包含着多种对立的统一。各种对立的成分缠绞在一起，不是单一的。不过，这种复杂是可以分析的。当然，进行这种分析需要下大力气、花苦功夫，要老老实实、认真细致地披览阅读，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并对材料进行思索、综合、概括。这就不是仅凭粗略的印象或报刊上的各种带水分的信息便逞臆而谈，率尔操觚所能济事的。 这里，我想谈一点自己阅读部分中篇小说的体会。 这两年中篇小说创作的实绩，虽然不必估计太高，但也不能轻率抹煞。只要真正深入到作品之林中去，就会看到，尽管有枯木朽株，有藤萝杂草，但也有良木嘉树。情况总是一分为二的，当有的作者背离健康的创作道路，或走入象牙之塔，或挤身媚俗的街头书摊之时，当文坛上喧哗着种种吹擂之声，聚集着一拨拨起哄跟风的人群之时，总还是有不少作者怀着严肃的利国利民的目的，执着地、宁静地耕耘着文学的园地，继续为文坛献出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 这些作品，有的充分显示了作者生活经验、生活积累方面的优势，在取材上开拓了新的领域，使中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面更加开阔、多样。如直面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敏锐地撷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新的矛盾，新的社会震荡和心理变迁的一批作品：毕淑敏的《原始股》；何继青的《军营股民》；钟道新的《单身贵族》；张欣的《首席》、《伴你到黎明》；陆文夫的《享福》；陈建功的《耍叉》、《前科》、刘醒龙的《暮时课诵》；阿成的《蘑菇气》、孙少山的《老杆》；焦祖尧的《归去》等，都勃发着生活的新鲜气息，让人感到时代脉博的跳动。这些作品既富于时代精神和色彩，也饶有艺术情思和韵味。可见，在取材上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如果作者是有生活基础和艺术修养的，照样可以是艺术的。 这些作品，有的在主题思想的开掘和提炼方面显示了作者的思想才能和独特的胆识，在不同侧面上烛照了生活的真谛，引发读者对时代对人生的丰富而深刻的思考，从整体上提高小说创作的思想性。如何继青的《文戏》，唐栋的《快速反应》，毕淑敏的《阿里》，从不同角度赞美了革命军人热爱祖国、献身事业的优美情操和高洁灵魂。这些作品闪射着理想之光，又不回避生活的严峻乃至严酷的现实矛盾，写得饱满浑厚，又具飞动之势。而阿成的《蘑菇气》、叶蔚林的《割草的小梅》，则着力于表现底层人民纯朴、健康的气质，无私、善良的品质，以之反衬城里某些人的浮躁之气与耽于嗜欲。奚青的《天有病，人知否》、李贯通的《天下文章》、何继青的《无奈今朝》，梁晓声的《翟子卿》等，却又别开蹊径，在现实主义的讽刺艺术方面进行新的探索，或状人性之病，或写世情之伪，或显拜金主义之流弊，或叹世风趋利之无奈，解剖探检，颇中腠理，讽刺鞭挞，公心灼现，虽然在艺术节度感的把握上稍欠火候，但毕竟醇重于疵，为并不苛求的读者击节称道。在揭示婚姻、性爱的现实形态以及人类在这一私生活领域的行为方式、观念新变、心理隐秘方面，池莉的《绿水长流》、叶兆言的《人类的起源》、张欣的《冬至》、铁凝的《对面》，都各具新意。铁凝的《对面》，论者以为是揭露人类的某种窥私癖的，但依我看，是从另一角度提出社会对男女隐私的尊重和宽容问题。女主人公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很好的社会声誉，这些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反而成了她的负累和压力。与地位、身份相称的道德自律，一旦不是出于内心的自然要求，就会变为使生存变得虚伪和脆弱的帷幕，猛然被揭开，是会致人于死地的。这类主题的社会意义虽然较为狭小，但也有一定的积极因素。 这些作品，在按照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集中塑造人物形象，并使之典型化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刘醒龙《农民作家》中的农民作者孙仲望的形象，陈建功《耍叉》中的北京退休工人崔宝安的形象，焦祖尧《归去》中农民出身的合资大企业中的工人吴福的形象，谭文峰《乡殇》中的乡党委张书记的形象，是近年来小说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四个典型化和个性化程度较高的人物形象。这四个人物，都是带有中国农民的某种气质和特性的，是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的中间状态的被裹挟者。时代剧变牵拉、撕扯着他们，使他们的行为和心理都难免尴尬和惶惑，但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善良、纯朴、大体上明是非、知曲直的中国人。这类人物都多少有点阿Q气，也多少有点陈奂生味，带点冯么爸的影子。他们的典型性，就在于他们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新的阶段上，以新的形姿，新的心理（带着新的焦虑、困惑和憧憬）出现在我们面前。在他们身上，汇聚着现今社会的多种异向趋势的交绥和时代演进的丰富、生动的内容。他们与时代、与现实的这种特殊、微妙的关联，他们矛盾惶惑的心态与更广大的人群的相通共感，使这些人物形象的艺术概括力得到了提升。也许作家主观上不一定意识到，他们选取这一类改革大潮中的矛盾惶遽者的形象来刻画，恰恰切中了生活中各种矛盾的结合部，抓住了时代的普遍现象。 在这些执着地追求着生活和艺术的真谛的作者队伍中，逐渐地，有一些名字随着它们所系领的作品慢慢被广大读者辨识出来、熟稔起来，如刘醒龙、毕淑敏、何继青、张欣、钟道新等人，他们以自己在小说创作中的不俗的实绩，证明自己确是近年来锋头正健的、把握了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重要环节的、获得了广泛读者的优秀作家。这里应该着重地谈一下刘醒龙。这是一个虽然年轻但生活经验丰富，艺术潜质极好而且创作路子较正，具有远大前途的作家。1993年，他就发表了《农民作家》、《暮时课诵》、《黄昏放牛》、《合同警察》等新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从乡村到城镇的色彩丰富、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画卷。他笔下的人物，有面对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心怀忧戚的老农；有颇具才思，纯朴善良也不失聪明狡黠的农村戏曲作者；有杂糅了法理与乡情的“合同警察”；也有被改革大波摇荡着的乡间古寺里的和尚尼姑。刘醒龙怀着对这些普通中国人的挚爱、同情、理解、维妙维肖地刻划了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波澜，写出了一幕幕洋溢着生活气息又蕴含着悠远情致的底层人生悲喜剧。刘醒龙的小说，在艺术上继承了“五四”以来革命和进步作家的现实主义传统，于鲁迅、孙犁一脉的白描手法，更见功力。他的小说，内涵浑厚而行文明快利索，娓娓道来，沁人心脾，读起来非常舒服，确实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佳酿。出现这样年轻而富才情的作家，使我看到了我们文学创作的潜力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