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诗歌隔绝了三十多年。现在开始有所松动。一批勇敢的台湾诗人和大陆诗人成了两岸诗歌、文化沟通、对话、交流的信使。他们以赤子恋母、敬兄爱弟的拳拳之心和同胞之情，做了大量的有益于两岸诗歌交流、文学交流、文化交流的工作。 勿庸讳言，两岸诗人因为生存环境不同，社会制度有别，在信仰追求、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立，因而在诗歌创作、诗歌评论、诗艺诗美上也存在着差异、隔阂。这是客观存在。只能是求同存异，互补共进，特别要找出双方的相同处，以便鉴往知来，为共同繁荣中华诗歌艺术而作出各自的贡献。 一、两岸诗歌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两岸诗人都以屈原、李杜为代表的诗人的创作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根基和宗源，都程度不同的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传统。在哲学思想上都程度不同的受孔孟、老庄、墨子荀子等哲学家思想的影响。两岸诗人大都或喜爱或熟悉或精通祖国的诗歌遗产，著有不少研究祖国古代诗歌的论著。更为重要的是，两岸诗人大都善于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有的以此作为创作的题材或灵魂，有的把古典诗词的意象、意境和名句、典故加工翻新融入自己的诗作之中，使其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风味。 二、两岸新诗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而产生的。两岸诗人都继承了“五四”以来开创的新诗传统。不论是自称“引了”五四“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张我军、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赖和，还有40年代末期从大陆到台湾的诗人纪弦、钟鼎文、覃子豪以及稍后的洛夫、余光中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在“五四”文学运动的哺育和影响之下而开始文学活动的，都承认“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潮流的影响之下而发生在中国的一次文学革命，新诗便是这种文学革命的产物。 两岸新老诗人都承认胡适、郭沫若、朱自清、刘大白、刘半农、冰心、冯至、闻一多等人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开拓精神。台湾新诗的奠基者张我军就曾说：“有人问我中国的所谓新诗怎样？我便立刻叫他去读一读郭沫若君的诗，这样说，并非郭君的诗特别好到怎地，是因为他的诗才是现代的诗，和世界各国的新诗合致啦”①。张我军对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的评价同闻一多的论述是完全相同的。闻一多也曾说过：“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②。可见，“和世界各国的新诗合致”，“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这便是““五四”新诗的一种宝贵的传统；这是两岸诗人都认同并为之奋斗的精神。 三、两岸诗人（“台独”或“独台”诗人例外）都只承认一个中国，一个共同的祖国，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鲜明的民族意识。日寇统治时期巫永福、陈秀喜、陈千武、叶荣钟等人的作品就表现了台湾诗人高昂的爱国士气和不屈的民族精神。陈秀喜的“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的笔》）就代表了日据时代台湾人民共同的心声。巫永福的《祖国》中的那隔海眺望祖国母亲，深情呼唤祖国母亲的含泪的诗句至今仍回响在人们的耳际。 现在尽管两岸分离，但两岸的诗人都有一颗中国心，都以龙的传人而自豪，以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例如《葡萄园诗社》的主编文晓村就曾高歌“我们是伟大的中华儿女”（《创造者之歌》）；“只要永不忘记／中国是我们的母亲／她比任何地理教科书上的名字都美丽／她比任何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都芳馨”（《给南美的明秋水》）。台湾诗人高准在《中国万岁交响曲》、《念故乡》等诗中就大声疾呼“我的故乡是中国”。吴晟的《晨读》、《向孩子们说》，蒋勋的《给故乡》等系列诗作，林焕章的《中国，中国》，以及纪弦、李莎、余光中、彭邦桢、非马等很多诗人的乡愁诗都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倾诉着思乡恋土之情、怀国盼归之志。现在两岸诗人的共同愿望是：让一个繁荣的、富强的、美好的、统一的祖国屹立于世界大国之列，让一个勤劳的、智慧的、团结如钢的中华民族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 四、血浓于水。两岸诗人不仅同是炎黄子孙，同宗同祖同缘同胞，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和文化基因，而且在两岸分离之前或之后彼此仍有着深厚的情谊。比如，抗战爆发前夕，纪弦（路易士）就曾与徐迟等一起“情投意合，相聚甚欢”，在上海经营《新诗》杂志，共同倡导现代主义诗歌。仲鼎文（番草）曾同艾青一道在上海出席“中国诗人协会”的成立大会，抗战爆发后，钟鼎文便回家乡安徽舒城发动民众抗战，1938年春至汉口，后去桂林。艾青于战乱中在衡山致友人的信中曾说过：“番草近已赴桂林，在某处做事，田间已历时三月无消息”③。可见，他们志同道合，过从甚密。后来在抗战的文化名城桂林，他们更是情同手足，当时钟鼎文（即番草）为《广西日报》总编，便举荐艾青到《广西日报》工作并负责创办和编辑该报的《南方》副刊。《南方》当时高扬着民族革命的战斗旗帜，而覃子豪、钟鼎文都是该副刊的撰稿者。在艾青与林林等创办的《新文学》专刊号就发表了艾青的发刊词《我们的信念》、覃子豪的诗作《捷克·悲哀的孩子》等，共同传达了时代反法西斯的声音。钟鼎文在1939年7月10日的抗战诗刊《顶点》（由艾青与戴望舒主办）就刊发了他赞美艾青的诗作《竖琴－－献给友人艾青（署名番草），可见他们有深厚的友谊。分隔近半个世纪之后，两位德高望重的诗坛泰斗终于于1991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上得以再次相会，此时，钟鼎文是台湾新诗学会的会长，台湾诗人代表团的团长，演讲时为老友的成绩与盛会激动得泣不成声，更是这种血浓于水的同胞友谊的真实写照。另外台湾诗人李莎来台前同臧克家、王亚平、丁力等人的关系甚密，友情颇深；台湾诗人寒爵也曾在1939年同大陆作家关沫南在哈尔滨创办过抗战诗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