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五部长篇小说于1993年相继在京出版而构成的所谓“陕军东进现象”，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而来，文人生涯时有转向的情势下引起的社会热点关注，在新闻媒介与出版界共同操作下制造的轰动效应，足以使世人向淡季的文坛再投一瞥。 曾几何时，“陕军东进”成了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话题。有人热衷于“精心策划的商业性事件”的议论，有人关注于某种“社会政治现象”的检视，更有甚者，有人借陕军创作的轰动来牟取商业性的批评效应。但是，面对“陕军东进”这一现象，无论是文学、文化角度的切入，还是现象本身的深入探讨，或是文本意义的研究评论，都还缺乏足够的努力。在“炒”的喧嚣过后，沉静下来的文坛应是文学批评的充分介入。认真研究陕军东进现象的缘起和背景，客观评价文本创作的成败得失，敢于正视转型期社会中特殊的文化现象，会使人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陕军东进现象有着复杂的内涵。 作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陕军东进既不是目标明确的创作号召，也不是有意为之的刻意追求。一则五位作家的创作纯属个体艺术劳动，虽然同年在京出版长篇小说，并未事先相约或有意安排，而是一种不期然而遇的巧合。二则陕军创作的轰动效应，并非文坛反响的自然发生，它一开始首先为商业主义所利用。新闻媒介与出版界抢先“炒”出来的效应，使沸沸扬扬的社会反响一度压过严肃深入的文坛批评，而大众层面对作品的热点关注又往往在于“性”而非“文”。三则几部小说虽然皆出于陕西作家之手，但题材的选择、创作的指向、艺术的功力各不相同，因而不能在陕军东进的旗帜下一概而论。且不说《白鹿原》、《废都》的热门话题，单就《热爱命运》和《八里（原文不清）仇》而言，前者表现小镇当代文化青年在情爱生活中的心理经验与灵魂拷问，描绘出充溢诗意、哲理与个性化情绪的心灵史；后者则是对八里古镇两家三代几十年恩怨曲折的故事写实，作者意欲奉献一部复杂的人生史。前者或许还不够丰厚，却显示了诗人小说家独特的艺术才情和语言功力；后者虽然内容繁复，但无论是对农村女性命运的透视，还是对复杂的血缘关系和人际纠葛的设置，或是对“文革”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开掘，从寓意到手法，都很难说为文坛提供了更新的东西。由此看来，陕军东进现象的轰动不排除某种偶然因素，它与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的现实氛围有联系；另一方面，文学群体现象之间明显存在的个体差异和层面差异，又要求人们描述文学现象时不能以偏概全，回避个体文本的艺术评价。 掠开社会议论五光十色的浮沫，深入到文学自身的角度去考察，陕军创作能在文坛不景气的形势下崛起，又有其必然性和典型性。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连失路遥、邹志安两位文学英才的忧伤中，陕西作家能够潜心苦志，前赴后继，于不约而同的自觉中形成创作的“集束手榴弹”效应，谁说这个体的创作行为里没有包含着整体的文学精神呢？个性中带有共性，偶然中寓有必然，陕军东进现象的发生，又非一日之功力。一代作家深深眷恋的“黄土地情结”，是形成作品“陕地风”的原因之一。陕西，这片古老、苍凉的黄土地，以她独特的自然景观，孕育了陕西人强悍坚韧的情感性格和丰富率真的民情风俗。受地域文化的浸濡，对黄土地历史的溯源与迷恋，对黄土地人生酸甜苦涩的咀嚼，使陕西作家对这块多灾多难而又风光无限的故土难舍难分，萦绕于心的“黄土地情结”，延伸在故乡家园的创作视野。一旦他们准备以多年的生活和艺术积累向长篇小说冲刺，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自己所熟悉所挚爱的土地，于是有了历尽社会沧桑的白鹿原，有了交织着人生纠葛的八里古镇，有了记载着民族特殊历史的陕北高原…… 陕军东进现象形成的文学原因之二，在于陕西文学传统的滋养和作家创作使命感的驱使，这种陕地特有的文学感召力鼓舞着一代作家以大手笔去写大作品。历史曾把再造神州的殊荣，给了陕北高原，给了黄土地；延河水、宝塔山无疑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革命影响了黄土地人的精神气质，也激活了根据地的文学氛围。从秧歌剧《兄妹开荒》、秦腔《血泪仇》，到小说《种谷记》、诗歌《边区自卫军》，陕西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光荣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陕西作家更多的具有了一种写胜利者史诗的气度。50年代，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雄浑悲壮的历史画面，首创当代文坛革命战争史诗的格局；柳青的《创业史》，透过农村各阶层人物的命运抉择和心理走向，描绘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陕西的史诗传统与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对新一代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强烈的长篇创作欲望与史诗意识，使他们渴望在有生之年写出真正的史诗。陕西文艺界也多次召开长篇小说研讨会，为深化创作提供良好的文学环境。要完成这种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陕西作家不能不受到创作使命感的驱使。以大手笔写大作品，成为陕西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从路遥写陕北《平凡的世界》，到贾平凹写商州的《浮躁》；从《最后一个匈奴》这“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到《白鹿原》这部“民族的秘史”，陕西特有的史诗传统在延续、发展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