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90年代中国文学“危机论”是由于没有领域意识。通俗文学的崛起乃文学审美愉悦功能的回归,且在90年代呈现出新的气象。但正确引导是通俗文学繁荣的保证。 关键词文学危机领域三分天下通俗文学 一 当时间进入20世纪最后十年,轰轰烈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仿佛在一夜之间忽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文学危机”的呼声此伏彼起,颇让人惶惑不安。评论界除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叹息外,也爱莫能助。虽然时下尚有不少人或企图重振中国文学的雄风,或为下一世纪文学繁荣准备条件而在努力挽救文学的这种世纪末情调,提出所谓“新体验”、“新状态”、“文化关怀”等说,以便把零散的文学队伍纠集起来,终因理论阐述的片面、矛盾或模糊不清而反响平平。究其原因不外二个:一是中国整个新时期文学一直在追赶世界文学中近一个世纪的文学浪潮,因而在80年代掀起一股股欧洲文学旋风、拉美文学旋风,世界各地的文学流派在中国大陆风起云涌,都可直接或间接地找到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可进入90年代,中国文学经过十几年的疲于奔命,终于与世界文学并驾齐驱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造”与“借鉴移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二是在90年代的中国大陆再也找不到80年代那样一种文学思潮包揽天下的局面了,代之而起的是无主潮、“大杂烩”的局面,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自有传统以来就习惯于整齐划一的,因而,这种“混乱”的局面一下子也真是让人难以接受。其实,我觉得没有理由为中国文学伤心欲绝或面红耳赤。因为文艺批评不是只有一把尺子,文学艺术不是只有一个领域。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即通俗文学、纯文学和介乎二者之间的中间文学。这三个文学领域是不能放在一起来评判的,就象中央电视台搞歌手大赛不得不分美声组、民歌组、通俗组一样。我们的作家应该要有领域意识,谁也别想包揽所有的读者。而且,一个健全的文学环境是三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明星,爱热闹的热闹,爱忧患的忧患,爱沉思的沉思。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有希望达到更高雅更丰富的境界,文学的繁荣才有希望。于是,笔者试图用“三分天下”来分篇勾勒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轮廓。本文首先阐述通俗文学的发展概况及其在90年代的新面貌。 二 通俗文学是一种广泛群众性的文学的总称,具有通俗性和大众性的特色。同时,通俗文学又与纯文学相对应,在商品经济流通过程中,侧重于追求群众趣味,注意消遣性和娱乐性,商业运作也十分明显,常被文艺界称为“一次性消费”的文学。如商业广告型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大特写、影视及专题片脚本和感官刺激类的言情、色情、武打小说与有关领袖、名人、明星及宫帏密闻的隐私和黑幕小说、传记、传奇等,都可列入通俗文学的家族。 通俗文学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单就小说论,《汉语·艺文志》云:“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鲁迅先生也认为:小说起源于休息。人“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①由此可以看出,小说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供人消遗闲暇的,故李洁非说:“小说原本是通俗的,退及100年前,通俗小说这一说法没有什么意义。”②只是到后来,一部分小说创作开始与大众口味剥离开来,人们要求小说不再仅仅作为娱乐对象和方式,而应具有一种内在的严肃性,对社会的政治、道德、思想发挥积极作用。故在19世纪末,梁启超等发起“小说革命”,提出“欲新一国之民,先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后,逐步为大多数作家评论家所接受。这是一种具有知识分子味或者说“精英”意识的要求,它试图将小说导向高层次的意识形态领域。不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曾出现过三次文学通俗化浪潮:首次是“五四”前后文人学者热心于民谣儿歌等的收集整理;二次是二、三十年代之交,文坛中关于大众语的争论;三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通俗化与大众化。③这三次浪潮对于通俗文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的通俗作品,只可惜未能结出成熟的理论之果,这或许是历史的缺欠。 50年代开始,由于反对文学的娱乐性,又对“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加以提倡,使得文学创作呈现出雅俗不分的状况,而通俗文学实际上已销声匿迹了,且这一断裂竟长达30年之久。 直到80年代初,由于政治情势的改变使得通俗文学终于在中国大陆得以回归,并形成一股通俗文学热。这种回归现象启动于70年代末,成形于80年代,80年代中后期进入高潮,89年之后逐渐落潮。90年代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它的发展又转为迅猛,它仿佛蚕吃桑叶那样,“唰唰唰”把纯文学的地盘吞食。这个在80年代初还被一些正统文人或读者斥为“低级趣味”的东西,近年来竟反过来让这些纯文学的捍卫者们感到自己的阵地岌岌可危,由此可见,通俗文学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总观80年代中国大陆的通俗文学热,它始于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如《大众饭店》、《日本的沉没》等通俗小说的出版,从而率先形成了一股“推理小说热”。接着就出现古旧侠义小说热,象中国古代的《杨家将》、《济公传》、《包公案》等讲史公安小说,《好逑传》、《青楼梦》等才子佳人狎邪小说以及《啼笑姻缘》、《霍桑探案》、《秋海棠》等鸳鸯蝴蝶派小说,都是当时图书市场的抢手货。到8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新武侠小说热”,主要是港台三大家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新派武侠小说,与此同时,琼瑶、亦舒、岑凯伦等港台作家的言情小说,也大量出版。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金庸的武打小说和琼瑶的言情作品,几乎热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并持续到80年代末。由此可见,80年代中国大陆的通俗小说热,主要是港台、日本、西欧(《教父》、《福尔摩斯探案》)、北美(《飘》)的通俗畅销小说,以及古代通俗小说和民国时期的通俗小说。至于大陆作家创作的通俗作品虽有一定的数量,但质量上无论如何是远远不能让读者满意的,这也许是长期的空白造成的缺陷。不过,人们也欣喜地看到,80年代中国大陆已初步形成了一支通俗作家队伍,其中有老一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郑逸梅重操旧业,一些纯文学作家如王蒙、冯骥才、刘绍崇、彭荆风、马识途等趋时入俗,更有一批新兴作家如聂云岚、残墨、郭君祥等人崭露头角;同时也还出现了一批力作如《玉娇龙》、《津门大侠霍元甲》、《括苍山恩仇记》、《夜幕下的哈尔滨》、《便衣警察》、《黑猫旅社》、《民国风云》等在读者中也获得一定的知名度。这批通俗作家及作品的涌现,为通俗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坛与纯文学形成鼎足之势,为90年代大陆通俗文学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