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们不仅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诗歌观念，而且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试验。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较好统一，使白话新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符合了时代的需求，为以后中国新诗的全面铺开开创了道路。因此我们认为“五四”白话新诗的成就巨大，它是中国新诗的伟大起点，开拓了一代诗风。 但是也要看到，“五四”白话新诗终究处于新诗的初创阶段，不成熟是明显存在的事实。在一部分诗作中，诗人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自我，还没有从描摹事物的圈子里跳出来，形成独立的、鲜明的自我性格。不少白话新诗作品艺术性较差，艺术性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种“非诗化”倾向。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顺应历史要求而兴起，其历史任务是否定旧诗，解放诗体，通过理论和创作证明白话写诗的必要和可能，所以从当时的诗坛中，我们可以发现白话新诗存在着严重的只重“白话”不重“诗”的倾向。梁实秋在1931年所发表的《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中说，“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蓠，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应当指出，梁实秋在一些论著中对五四新文学所持的偏激之见，是不足取的，但其中也有合理的成分，特别是他关于白话新诗的一些看法，是颇为中肯的，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一文中，梁实秋确实道出了“五四”白话新诗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指出了“五四”白话新诗之所以出现“非诗化”倾向的根本原因。不可否认，正是依赖白话这种鲜活的语言形式，“五四”白话新诗有了表达现实生活情感的自由，传达出了中国古典诗歌很难具备的内容。但是，从总体上看，“五四”新诗运动由于只注重语言工具的更新，不考虑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就使一些白话新诗的“非诗”倾向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偏离自己的艺术轨道，做了一本白话新诗《冬夜》的俞平伯，不待闻一多作出批评，他已备尝白话诗创作的甘苦，他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坦率地谈到白话诗“工具的缺点”和“用工具的人的笨拙”，十分明白地说，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表明他对初期白话诗所存在的“非诗化”倾向已相当清醒而敏感。后来梁实秋也说：“经过了许多时间，我们才渐渐觉醒，诗先要是诗，然后才能谈到什么白话不白话，可是什么是诗？这个问题在七八年前没有多少人讨论。偌大一个新诗运动，诗是什么的问题竟没有多少讨论，而只见无量数的诗人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不知多少首诗，－－这不是奇怪么？这原因在哪里？我以为就在：新诗运动的起来，侧重白话一方面，而未曾注意到诗的艺术和原理一方面。一般写诗的人以打破旧诗的范围为唯一职志，提起笔来固然无拘无束，但是什么标准都没有，结果是散漫无纪。”①梁实秋的话虽然说得过分了些，但他对白话诗“未曾注意到诗的艺术”的批评是中肯的。白话新诗作为我国旧诗的直接对立物出现，它那种冲击文言文的气概和追求世界进步潮流的新姿证实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必然性。然而由于当时白话诗人更多地注意了白话，对诗的特质及艺术原理缺乏认识，因而其功绩与失误相伴而生。 白话新诗语言工具的浅易化、现代化，的确恢复了诗的新鲜与活力，但“同时却逼得我们不能不承认所谓现代语，也许可以绰有余裕地描画某种题材，或维妙维肖地摹写某种口吻，如果要完全胜任文学表现的工具，要充分应付那包罗了变幻多端的人生，纷纭万象的宇宙的文学底意境和情绪，非经过一番探检、洗炼、补充和改善不可。”（梁宗岱《诗与真》）这一番“探检、洗炼、补充和改善”工作，就是诗的艺术性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同时，每个诗人不但要把纯粹的现代语，即最赤裸的白话，当作诗歌表现的工具，而且还要创造他自己的文字－－能够充分表现他的个性，他的特殊的感觉、特殊的观察、特殊的内心生活的文字，因为一个诗人“所描写的不是客观的事实本体，而是经过他底精神浸润或选择的事实意识－－这事实意识是因人因时而变的－－姑无论他底思想的起伏、纡回，深入或浅出有一定的曲线，因而表现这事实与思想的文字亦不能不随而变易流转－－就是每个字，每个字底音与形，不也在每个作家底内心发生特殊的回声与荫影么？经过了特殊的组织与安排，可不呈现新的面目，启示新的意义么？（梁宗岱《诗与真》）这种“特殊的组织与安排”，就是诗的艺术性必不可少的手段。可是，初期白话新诗人对这种诗的艺术性必不可少的途径与手段却极少注意，而是奉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即“作诗如作文”的原则，让自然的生活内容不加诗化地表现在诗里，让自然的生活语言不加选择地入诗。不少初期白话新诗人不顾一切束缚，痛痛快快、毫无顾忌地写他们的诗，自由自在地唱他们的歌，完全用“散文的语风”为诗，自由放语，明快洒脱，这对于冲破传统的束缚，自有意义。但他们却模糊了诗和文的界限，忽视了诗的特征，使诗趋向散文和大白话。一些人把用白话作诗看得很容易，把作白话诗当作“空口说白话”，结果使语言不讲究，词汇贫乏，那种“我怎么想就怎么写”的“言语任性病”成为白话诗的一个通病。周作人这样说到他的《小河》：“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答不出……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②即如俞平伯所说，“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的本意无关。”“诗体的大解放”是不错的，但如果在其“解放”中丢了“诗”之体，脱离“诗”这个基点，就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对“五四”白话新诗存在的这种种弊端，一些诗歌理论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梁宗岱指出：“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底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是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③梁实秋一针见血指出：“自白话入诗以来，诗人大半走错了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④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激动地说：“不幸的诗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不论有意无意，他们总是罪大恶极啊！”并认为其原因是“对于诗－－艺术的根本观念的错误”。这些批评虽有些过激，却可见其对初期白话新诗“非诗化”倾向的强烈不满和对新诗艺术要求的强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