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籍、闽籍、外省籍、原住民籍相杂共处，这是众所周知的台湾现有居民的结构特色。然而，80年代前的一部台湾文学史，在叙及原住民文学时，往往黯然失色。台湾共有泰雅、赛夏、布衣、曹族、排湾、鲁凯、卑南、阿美、雅美等9个原住民族，长期隔绝居住于山地，统称为高山族。其文化，素不为人所知，而历代统治者的抵毁、歪曲，使得以往台湾小学课本，也把原住民族描述成茹毛饮血、愚昧野蛮的种族。只有在钟理和《假黎婆》那样极个别的作品中，人们才得以窥见山地民族那种“优美而珍贵、寻常不会得到的”东西，但同时也深深感到其中的隔膜。《假黎婆》在描述“我”同山地人出身的奶奶朝夕相伴的情意时，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次，奶奶带“我”进山谷找牛时，她时时低低地唱那柔婉、热情、新奇的番曲，歌声中仿佛有一种长久睡着的东西，突然带着欢欣的感情甦醒过来了，奶奶脸上闪出迷人的光彩，周身流露出一种轻快的活力。唱歌时的奶奶虽是很迷人的，但“我内心却感到一种迷惶、一种困扰，我好象觉得这已不是我那原来的可亲的奶奶了。我觉得自她那焕发的愉快里，不住发散出只属于她个人的一种气体，把她整个的包裹起来，把我单独地凄冷地遗弃在外面了。这意识使我难过，使我和她保持一段距离。”即便是孩子天真无邪的目光，也无法容纳奶奶的山地情思，这中间的隔阂有多么巨大！台湾山地文学的空白，更使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显得神秘而不可知。 80年代以来，山地文学的崛起成为台湾文坛多元发展的重要侧面。高山族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也带来了原住民族第一批作家的诞生。布农族小说家田雅各（著有短篇集《最后的猎人》，获吴浊流文学奖）、排湾族诗人莫那能（著有诗集《美丽的稻穗》等）、排湾族小说家陈英雄（著有小说集《城外梦痕》等）、泰雅族作家柳翱（著有散文集《永远的部落》）、布农族小说家娃利斯·罗干（著有小说集《泰雅脚踪》等）、雅美族散文家波尔尼林等，率先成为原住民族的代言人。同时，钟肇政、吴锦发、古蒙仁、林耀德、林辉熊、李乔、王幼华等一批汉族作家也大量涉笔于原住民题材的创作。两股创作潮流产生了狭义和广义上的山地文学，并合而为一：解析原住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以此描绘出原住民族的生命轨迹。正是这种努力，不仅拨开了笼罩于原住民族的种种迷雾，而且给台湾文坛、台湾历史提供了汉民族以外的另一种民族的思考。 自然，汉族作家同原住民族作家解析山地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时，视角会有差异，所揭示的内涵也各有侧重。例如前者往往寄同情于山地民族在强势文化侵蚀中的生存危机，而后者更敏感于自己民族历史愿望在现实境遇中的深化。钟肇政的《猎熊的人》和田雅各的《最后的猎人》，两篇小说题材相仿。《猎熊的人》中的比拉克、欧毕鲁兄弟，异父同母。哥哥留居马利科湾部落，弟弟外出当了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后，在酗洒赌博中“人整个地变了”。尽管在那次为父复仇的人兽大战中，泰雅鲁的凛然之气又回到欧毕鲁身上，他同哥哥一起，刀刃两熊，“成了整个马利科湾的英雄”，但“一股热潮很快地过去了”，欧毕鲁又回到了“打打纸牌”、“逍遥自在”的日子中去了。“在他，那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斗，都已经不是真实的了。”山地族的勇猛、强悍，在现代文明的侵蚀前，似乎无可挽回地失落了。而伴随着这种失落发生的，也许正是山地族传统的生命形态、生命情感、生命智慧的危机。《最后的猎人》中比雅日，帕苏拉夫妇的勃溪则揭示了布农族人对传统观念、习俗的执着。比雅日信守“不是农夫就是猎人”的生活习俗，喜爱森林那“绿色和谐的组合”，甚至希望“如果女人像森林多好，幽静而壮丽”。可妻子却要他外出寻工，他无法接受，因梦而重入山林寻猎。即便现实生活逼迫他无法以狩猎维持生计，但他也无法丢弃他做一个“最后的猎人”的心愿，这种心愿是一种渴求成为勇士的愿望，它根植于布农族千年厮守山林的历史，包孕着无数美丽的神话，衍化为布农人的民族精神和品格。即便“最后的猎人”成为历史的陈迹，布农人的生活方式也将被改变，但这种勇士的精神会代代绵延。它使人不禁想起一位一百零三岁的泰雅族老阿婆在黑夜的石板房里唱的一首歌： “我已经很老了” 我即将静悄悄地在山林里死去， 晚上你们会听到 从黝黑的森林里吹来的风声， 我的孩子们，你们不要怕， 那是我回来看你们了！” 刻骨铭心，欲说还休，一种历史的空茫，一种人生的踏实，尽在其中。 汉族作家和高山族作家审视原住民族文化内蕴的角度的差异，自然表明了双方创作心态上的差异，汉族作家往往在一种自省、“赎罪”的心境中进入原住民族生活的创作。吴锦发曾如此具体而微地描写过自己的这种心境。 “我在那山地部落一个月走下来，我才发现，他们崇尚自由，歌咏山林，敬重朋友，颂赞爱情。甚至，更令我讶异的，他们在家庭中对父子亲情的平等对待态度，是如何的和我们汉民族讲究压制的权威崇拜不同；他们对部落族人利害一体的关怀情义是如何优越于我们汉民族‘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 你能想象拥有‘那女人幻化为一株芭蕉树，在晨风中摇曳，轻轻掉落几颗晶莹的露珠’这么凄美神话传说的民族，我们竟称他们为‘野蛮’是如此虚妄的一件事吗？ 你能想象一个103岁的老阿婆，由他当里干事的曾孙扶着走两个小时的山路，为的只是和我这个‘贵客’喝几竹筒米酒，唱几首已近绝传的泰雅鲁情歌，是何等的情义吗？ ……对于台湾的原住民同胞，我们亏欠他们的是那么多！如果……我当时想，我们还是一个有历史良知的汉民族知识分子，我们应该诚心诚意的重新检讨以往我们对待原住民的种种态度，甚至，我认为我们必须加倍地关心我们的原住民同胞，应为我们祖先在历史上的行为向他们‘赎罪’！” 正是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使得汉族作家在关于原住民的创作中，往往忏悔以往对原住民历史的误解、歪曲。如小说《吴凤之死》的作者胡台丽便是由自己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期间，深入阿里山曹族收集人类学田野资料的感触而发，写下了这篇小说，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关于“番人”出于“猎首”的风俗而射杀吴凤的历史记载，澄清认为“番仔”野蛮无文化的历史偏见，力图解开汉族同原住民恩恩怨怨的历史纠葛。作者由此感叹，历史“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隔着时间的洪流观火，只隐约地看到火光摇曳，火星四散，既不明白起火的原因，也听不见陷身火窟者的哀号”。另一方面，汉族作家在呈现原住民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时，更注重挖掘其中蕴含的美好心灵和纯朴品质。古蒙仁的《碧岳村遗事》中的山地女子莫莉16岁时同一位年轻的音乐教师相恋怀孕，却为部落习俗不容，音乐教师被断腿逐出村，后服药自尽。莫莉在绝望中下嫁山地木匠布浩。她把全部情感寄托在酷似音乐教师的小女儿沙丽身上。不料一天路遇进山勘测的纪祥清，编偏纪祥清容貌一下子唤醒了她对音乐教师的思念，决然携女儿随纪祥清下山去寻求自己的新生活。可在走出山后，她却又因不愿连累纪祥清，也不愿丢弃那老实而又可怜的丈夫，而重新回山去了。她在留给纪祥清的字条上写道：“还记得我告诉过你的金线莲吗？我终于明白：我的命运就像金线莲一样，只能生长在深山里，生长在不见阳光的山洼，一离开山地，就要枯萎了，死亡了。所以，我已经放弃了追寻，我要回去了，回到属于我的深山。也许重新试试来爱我那个老实的丈夫吧！毕竟我们都是可怜的人，我们实在需要好好地相爱啊！”凄苦的言语中，却蕴含着对真正爱情的执着追求，也显露出山地女性纯朴、善良的心地和刚柔相间的性格。到于钟肇政在创作《高山组曲》系列小说时所言。高山族所住地“是全台湾最美，最宁静，恐怕也是最富于灵气的所在。那里有最纯净的山之子民们。他们之中，男的，勇敢而富正义感：女的，美丽而柔情”，正可以反映台湾汉族作家们倾慕于原住民生活的具体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