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说过：“我的兴趣相当广，除写小说，还在（一）研究新文学；（二）写文学批评；（三）翻译名著；（四）编辑文学期刊。”①在小说创作方面，刘以鬯已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是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刘以鬯，好似还未有人专门论述过。作为新文学评论与研究家的刘以鬯，只有零星介绍，也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本文拟以刘以鬯出版的三本文学论著为对象，结合未收入集子的其它重要文章，谈谈刘以鬯的文学评论和对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成就。 为研究端木蕻良打开一扇明亮的窗口 对东北作家群的一位重要成员端木蕻良的研究，还在端木蕻良崛起于1936年后不久即已开始。胡风就曾称赞端木蕻良的作品“创造出一幅凄美动人的图画”。巴人在《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中，对端木蕻良的雄浑、“直立”的审美风范亦作了高度的评价。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研究氛围，他们都还未能对端木蕻良的创作作出全面的评价，写出自己的专著。 新中国成立后，理应对这位杰出的作家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可由于端木蕻良在政治运动中被狂潮打湿，再加上疾病缠身，没拿出更引人瞩目的作品，因而对他的研究一度沉寂下来，以致于1974年8月在波士顿近郊举行的一次国际性的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会议上，除夏志清外，与会者三四十人“竟然没有一个看过端木的作品，有几位甚至于没有听说过端木这个人。”②这种情形，使对中国现代小说史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的刘以鬯大吃一惊。他深深感到：必须宣传端木蕻良，深入研究端木蕻良。如果不确认端木蕻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位短篇、长篇皆写得出色的作家，也许真的会被人遗忘了，这是一件十分值得忧虑的事情。 于是，这位靠卖文为生，“每天必须写几千字的连载小说”③的作家，下决心抽出时间来研究端木蕻良的作品及有关资料。就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刘以鬯断断续续写了十篇论文，总计六万多字，于1977年结集为《端木蕻良论》，交由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 在《端木蕻良论》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评〈科尔沁前史〉》。此文首次披露了与《科尔沁旗草原》有密切关系的《科尔沁前史》一文，对研究《科尔沁旗草原》的写作过程及艺术材料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作者还将《科尔沁前史》与《科尔沁旗草原》从文体、内容、写作时间作了对比，得出“前史”“只能算是‘草原’的注释”的结论，并由此认为：端木蕻良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含有‘自传’成分”仅次于郁达夫的作家。和郁达夫不同的是，郁达夫的小说“只是表现自己的工具；而端木蕻良却将小说当作工具去表现他的家族。”④从“自传”的观念和视角去观照描述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既是刘以鬯的独特发现，也是端木蕻良的研究中的一次突破和飞跃。 然而，如果仅仅用自传色彩去解释端木蕻良的小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端木蕻良还有非自传体或自传色彩不浓厚的小说。因此，为了更多层次去展示端木蕻良的创作面貌，刘以鬯改换别的视角去研究端木蕻良。如《评〈大地的海〉》，评述了端木蕻良所使用的电影手法和舞台技巧以及作品中所创造的文学语言，并指出“端木的文学语言，是从群众中学习得来的，极具真实感，显示他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家。”⑤这种评判标准，是以现实主义为准绳，与端木的创作方法正好相吻合。这说明，刘以鬯评价端木蕻良创作时，能宽容别人，不以自己的实验小说模式强求他人。 刘以鬯还十分注意端木蕻良写作风格的变化。端木蕻良在写作《新都花絮》时，改变了过去的作风，将这篇小说写成政治性浓厚的作品。可一般人只看到《新都花絮》的爱情故事，很少看到隐藏在爱情故事背后的政治抗议。刘以鬯与这些人不同，他看到了。他认为：“不将它视作政治小说，就不容易了解它所具有的意义以及作者写书的动机。”⑥这种评价，同样十分符合端木蕻良的实际。端木蕻良是具有强烈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新都花絮》正是抗战开始三年后，端木蕻良“为战时重庆的上流社会”画的“一幅讽刺画”⑦。刘以鬯如此注意创作主体，即端木蕻良作为一位东北作家身处的特定流亡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创作目的、追求的社会效果和心理境况，来阐释《新都花絮》的内涵，确实搔到了痒处。《评〈浑河的急流〉》，则进一步阐明了端木蕻良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作家。那时尽管抗日战争还未打响，当局还下不了御侮的决心，但政治敏锐、忧患意识强烈的端木蕻良，并未听当局的指挥，而是“用金声抛刀的技巧来表达反日意识，构思之巧妙，是细心的读者不能不感到惊诧的”。⑧刘以鬯所极力赞赏的端木作品中写纪念亡妹的一分真切感情的描写，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悲凉”这一总体特征正相一致。正是这种不忘家仇、不忘国恨的忧患意识，使端木蕻良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在配合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刘以鬯用“金声抛刀”去点明《浑河的急流》的技巧，与端木蕻良所写的题材正好相符合。这比简单的就事论事，确实更能给人以启示。 端木蕻良小说所刻划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也吸引了刘以鬯的视线。而这，也确是端木蕻良的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山：端木蕻良塑造的英雄形象》，便是专门论述《科尔沁旗草原》的重要人物大山的。在论述时，作者将大山与《科尔沁旗草原》的主角丁宁加以对照，指出大山与丁宁的不同：丁宁是“行动的侏儒”，大山是“行动的巨人”。⑨刘以鬯一方面指出大山身上所体现的雄强性、超常性的特征，是端木蕻良本人也是广大读者的希望所在，另方面还注意端木蕻良善于利用特殊环境去突出人物性格的艺术技巧。刘以鬯还由大山的“大”字，联想到端木蕻良以“大”字命名的一系列作品：《大地的海》、《大江》、《大时代》，指出“端木蕻良是个很喜欢‘大’字的作家”。⑩这里讲的“大”字，以及隐喻人物的功业可以与山并传的“山”字，说明端木蕻良非常喜欢雄强犷悍、敢于反抗的人物形象。正是这种形象，改变了前行代作家只将反帝题旨停留在诅咒、抗议、呐喊的情形，从而以自己的鲜亮色彩丰富了现代文学史人物画廓，显示出端木蕻良作为一位东北作家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及其艺术独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