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大解放”与诗的文体建设 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这篇当年被目为金科玉律的论文里，胡适第一次将新诗运动说成是“诗体的大解放”。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任何一次文学的新变，均是从“文的形式”开始的，首先要求的是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 “诗体大解放”的理论对“五四”时期的“诗国革命”具有摧枯拉朽的意义。 胡适确立的“大解放”的标准是“合乎语言之自然”。说白了，就是以白话代替文言，倡导白话语体诗。也就是说，兴奋点在“白话”，忽视的是“诗”。作为诗的现代形态，新诗的文体规范若何，胡适对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几乎交了白卷。“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这是不具备回答性质的回答。照这样的路向一路“大解放”下去，“诗”也就摆脱诗的文体规范“大解放”为“文”了。 在中国诗歌史上，由《诗》而骚赋，由骚赋而五七言，则诗而词，都是一种“大解放”，而伴随每次“大解放”的完成都必有新诗体出世。 显而易见，新诗的“诗体大解放”也应当同时担负爆破与建设的双重使命。 含混不清的爆破，使早期新诗很快地由热变冷、由兴奋走进困惑，给新诗日后在现代中国土地上的扎根、生长、繁茂带来长久的后遗症。如果从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期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9首作品算起，近八十年间，新诗由无到有，由稚嫩到成长，有可观的成绩。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打量，应当勇敢地承认，新诗文体建设的实绩远远不称人意。在中国这个古老的诗国，新诗的影响迄今有限，诗读者与诗作者的重叠现象日见增加。近年旧体诗创作的复兴，不但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的过激思潮的一种理所当然的补正，也是新诗急须加强文体建设的一个新证明。 任何艺术都是捆缚的艺术。 对或一门类的艺术而言，规范就是美。换言之，美就是对规范的高超的运用。同样，独特的文体规范带来新诗独特的美。取消文体规范也就取消了新诗。 新诗在规范中求创造，诗人在规范中展才华。 苛求包括胡适在内的诗界前辈是不公平的。新诗文体的形成需要艺术实践的积蓄。就本质而言，新诗文体理论只能是滞后于创作的描述性科学。从艺术实践的蓄库中提炼、升华、抽象出来的文体理论又反过来促进新诗的成形与成熟。中国新诗长期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生存环境中，研究文体理论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现在，历史提供了机缘──百年难遇的机缘。可以预期，九十年代将是新诗在文体建设上有所作为的年代。 提到“艺术实践的蓄库”，很自然地，我们会把敬重的目光投向诗人臧克家。 这是一位多产、多能、多思的大家。如同任何一位大诗人一样，臧克家是一座气象万千的大山，正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文体角度望去，臧克家是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重镇。 没有这位经历四个大时代、笔耕六十五年的大诗人，新诗文体的形成无疑将会减慢自己的速度。 从步入诗坛开始，臧克家便显示出清醒的文体自觉。对新诗文体的正面建设的关注，将他和不少同时代诗人区分开来。他在回忆“五四”的早期自由诗时写道：“‘五四’时期那种自由的形成发展下去，令人对新诗发生一种潦草浮泛可以一挥而就的想法。”近年，对新诗的不景气，他也从另一个侧面慧眼独具地作出自己的评价：“中国新诗，现在受到冷遇，出版社不愿接受新诗。我看事出有因，诗人同志，应反躬自问，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客观。” 一位享有如此盛名的大诗人，不对新诗护短，相反，主张“反躬自问”，这正是臧克家高明的地方，他的创作成就为他取得了响亮的发言权。 历史感告诉我们，如果说闻一多是中国新诗由爆破转向建设的转折点上的开山人，那么，将这一转折沿着中国化路向推向纵深的大诗人之一便是臧克家。 “必须把诗写成诗” 臧克家是带着他的处女诗集《烙印》而受人瞩目，成为1933年中国“文坛上的新人”的。四年以前，1929年12月，他发表了处女作《默默在晚林中》。在半个多世纪当中，他的姓名和许多优秀的散文、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著述、中国新诗理论连在一起。当然，他的姓名更主要地是与许多传之久远的抒情诗、叙事长诗、讽刺诗以及旧体的新诗连在一起。 “我觉得诗之所以为诗，总有它自己的一个法则。”臧克家在他的漫长的诗生活中不断地述说着、实践着、坚持着、发展着这一主张。他的这一诗美学是在他的新诗创作的第一个十年，即从诗集《烙印》到诗集《泥土之歌》的期间，逐步坚定起来，丰满起来的。 如果说闻一多的《死水》吹皱了一池文体建设的“死水”的话，那么，臧克家的《烙印》则是在中国新诗史上打上了文体建设的第一个“烙印”。《烙印》既出，诗坛一片赞誉之声。闻一多、茅盾、老舍、穆木天都写了专文给予热情鼓励。侍桁在《文坛上的新人──臧克家》①一文中写道：“称臧克家是一个诗人，大概并不是夸大的讲话，因为他的诗是一个诗人的诗。新文艺界有了不少的诗，但很少诗人；例如，李金发和新近逝世的朱湘，他们写过许多的诗，但我只能称他为作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