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个作家的作品，一般来说，评论者最好具有与作家相应的思想水平和知识能力。然而，对鲁迅这样的作家，评论者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是难乎其难的。因此，我们对鲁迅的研究，总是在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而对《野草》的研究更是如此。鲁迅在创作散文诗《野草》时，就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弗洛伊德学说、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影响，然而，《野草》研究六十年，我们还在对这些影响进行艰苦地探索与研究。 最早提出《野草》有象征色彩的是刘大杰。他在1928年发表的《呐喊与彷徨与野草》一文中认为，“鲁迅从《狂人日记》以后，以至《彷徨》诸篇，作风一直没有变过。等到《野草》才离开写实主义，很明显地现出神秘的象征的情调来。”1932年，李素伯在他的《小品文研究》一书中指出，《野草》是“作者个性的人生经验的表现，人间苦闷的象征”。并由此想到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作者并未详尽分析两者的联系，但看出了两者的相似点：“明智的读者却能从中得到真正的希有的力量”。李素伯的研究很重要，袁良骏称“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创兴”①。较早把《野草》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联系起来的是许钦文，他说，读了《野草》，“当能深层的了解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意义。”②巴人是最早提到尼采的。他说：“鲁迅受尼采思想影响最明显的，便是《野草》，在作风上，也跟《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有相同处。”③相比之下，把鲁迅与波特莱尔比较中，陈紫秋是见地最深刻的一个。他认为，像《失掉的好地狱》那样的作品，和波特莱尔的《恶魔》“是有共同性的作品”。其它篇目，如《影的告别》、《复仇》、《死火》、《失掉的好地狱》等，都明显受到了波特莱尔的影响，这些影响反映在取材上、技术上、想象上、表现上。陈先生的独特见解还表现在这样一段话：“笼统地说，波特莱尔是一个象征主义的诗人，鲁迅先生却是个写实主义的诗人，相隔甚远的。……他在技术上或在表现的方法上许多虽是取着象征的手法，但他有很正确的观点，……鲁迅先生的艺术有着象征主义的作风而其作品价值却超乎象征派之上。”④1940年，聂绀弩在《略读鲁迅先生的〈野草〉》中，提到了波特莱尔，但未展开论述，只是说了一句：“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也许还有多少商讨的余地，但在对鲁迅先生的《野草》的场合，却极为确切。”1942年，欧阳凡海出版《鲁迅的书》，正面论述了《野草》与《苦闷的象征》的关系。他认为：“《苦闷的象征》以为文艺是两种力量（生命力量受到社会的压抑产生的冲突；生命力本身两种人格的冲突──笔者）冲突的结果，这在鲁迅也认为是当然的。”“《野草》里的一部分散文诗，可以说是《苦闷的象征》的实践。” 以上是1949年以前，有关《野草》与西方现代主义关系研究的论述。从整个情况来看：一，研究者已注意到《野草》与尼采、波特莱尔、厨川白村的关系，但由于对这些人物、作品介绍较少，研究者的视线有限，因而对所提出的问题，未作具体的阐述；二，尽管如此，这还是很好的开端，表明研究的方法已不停留在封闭的系统里，而是放眼世界，到异域探求新的答案，并且，有的见解是比较独到和深刻的。 全国解放后，一直到“四人帮”的倒台，由于“左”的干扰，不仅《野草》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就是《野草》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的研究，也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左”的干扰，不仅来自“以阶级斗争为纲”，忌讳、害怕把鲁迅与西方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而且还主要表现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认识，一直受到苏联文艺观念的影响。这个时期，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派及其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几乎为零，我们对它们的面目不仅仅是模模糊糊，而且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一接触到这个问题，我们总是理直气壮地引用苏联《美学辞典》以及他们的一些文艺论著的观点，因此，一直对西方现代主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这段时期的研究，可以说还不如解放前二十年。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文章和著作还是值得一提的。它们是：王瑶的《论鲁迅的〈野草〉》、吴奔星的《划时代的战斗诗篇──〈野草〉》、孙龙父的《鲁迅〈野草〉注释》。王先生在文章中重点分析了《过客》中三个人物的象征意义。⑤ 吴先生认为，《野草》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创造了光辉的范例”；它“跟波特莱尔的散文诗比较，本质是不同的；跟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比较，意境是更加深广的。”⑥ 孙先生在文章中，分析了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与鲁迅创作《野草》的关系。书前附有《〈野草〉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其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一文，在该文中，作者指出，《野草》“在全部23篇中，都非常富于形象和比喻；有的整篇是象征写法”，“用象征写法比白描或直说的方法要含蓄得多，因而也富于暗示性，表现广阔宽广的意境。”⑦ “四人帮”倒台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期，而《野草》的研究，以及《野草》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时代。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之多，以及学术理论水平，远远超过了前五十年。在这个时代里，为研究者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除了思想解放外，我们敞开了窗口，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著作、文艺思潮、作家和作品，大量地被介绍过来。除了尼采、本格森、弗洛伊德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外，波特莱尔、魏尔伦、马拉美、兰坡、梅特林克、里尔克、叶芝、艾略特、乔伊斯、卡夫卡、梅特林堡、霍夫特曼、奥尼尔、庞德、萨特等诗人、作家，对中国人来说，已不是陌生的名字。象《恶之花》、《青鸟》、《变形记》等名著，有了广泛的介绍和研究。人们打开了眼界，发现我们原来批判否定的东西，并不是像有些书所说的是那样反动，那样的简单。并且，我们还发现，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不仅仅只简单介绍过西方现代主义，而且，在他们的作品中，还融进了现代主义的不少东西。《野草》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